虽说佛像威严，但并非不可接近。董华锋在窟内演示，参观这个洞窟的要旨在于在塑像前找到一个合适的点位，蹲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塑像都将微微低垂的目光聚焦在这里，冥想之中似乎走进佛国世界与之对话。

第45窟作为莫高窟盛唐时期的代表窟之一，其形神兼备的塑像和栩栩如生的壁画，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风貌。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洞窟内的壁画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在南壁西侧的《观音经变》图上，其中一难就是“救贼难”，壁画讲述了胡商遇盗的场景。一群运输货物的商人突然遭遇强盗持刀抢劫，驮着货物的骆驼和驴子止步卧下，商人情急之下念诵观音的名号，观音就赶来营救。图画中的商人高鼻、深目、戴尖帽，并非中原人的衣着打扮，而是粟特人的装束。这一特征与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非常吻合。

前文所述只是一个洞窟里的内容，那敦煌4.5万平方米壁画该有多少浩瀚的内容：帝王将相、民族关系、使者朝会、商旅往来、生产劳动、风俗礼仪、婚丧嫁娶、耕作扶桑、行船驾车、屠宰涉猎、洒扫宴饮、音乐舞蹈、衣冠服饰、天文地理、医药科技……莫高窟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更是一座宝贵的历史形象资料陈列馆。

焦点关注

散落的敦煌文物

难论好坏

长期以来，很多人关心这样一个问题：敦煌文物是不是“好东西都被挑选运往国外，剩余的文物价值并不高”呢？让莫高窟名闻世界的“导火索”，是敦煌道士王圆箓，那么如何看待王道士后来的“败家”行为呢？

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敦煌遗恨》，讲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前世今生，王圆箓道士的意外发现让人胸闷窝火，却又无可奈何。说王道士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

事实上，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第16窟的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6万多件写经、文书和文物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让莫高窟被来自世界的虎视眈眈的目光盯梢、惦记。王圆箓的墓志铭对此也有记载：“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莫高窟终于引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关切，只不过最早一批闻着血腥味匆匆赶来的“强盗”，早已将其视为砧板上的肥肉。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逐级汇报给县令、肃州道台、甘肃学政，甚至还给“老佛爷”写信，但并未寄出。藏经洞的发现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国内报告石沉大海，西方窃贼接踵而至，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美国人华尔纳等人“见者有份”。

提及这段历史，不少人都认为“藏经洞里的文物大量流失，好东西都被挑选运往国外，剩余的文物价值并不高”，董华锋老师对此持否定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散落在外的国宝并不能简单地用“好坏”来作衡量，只能从数量上来讲，藏经洞出土的古代写本、文书、艺术品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就连四川博物院也有两件出土自敦煌藏经洞的北宋绢画，非常精美、艺术价值高。

无论是以“历史罪人论”还是“无知黑锅论”来定义王圆箓的盗卖文物行为，都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清王朝风雨飘摇，大环境内忧外困，加之经济上捉襟见肘，敦煌文物遭到掠夺并非王一人之过。“他处于特殊的时代，文化水平不高，我们没办法再去苛求他有更大的作为。当然，他客观上是造成了文物的流散，这个毋庸置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流散到国外的敦煌写经、艺术品，也使得敦煌的东西一发现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研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董华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