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易》、《春秋》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记载着商周两代的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礼仪诗歌、社会生活，堪称华夏民族的“圣经”，汉唐以来被儒家奉为经典。其中，《春秋》是东周时代的鲁史，也是我国保存至今的第一部史书。自战国至清代，学者一直为《春秋》及其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训诂字句，阐释义理。今天，解读、研究《春秋》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必须充分利用出土文献材料，特别应加强殷墟甲骨文与《春秋》的对读和互训。

《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或十六年（前479年），基本是鲁太史所书的原始记录。从周初形势分析，鲁太史的来源是殷人史官。鲁是周王室分封在今山东曲阜的侯，是稳固东方、镇抚东夷的重要力量，始封君为周公长子伯禽。据《左传》定公四年的记载，周公辅佐成王，分封鲁侯、卫侯、晋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鲁侯被赐予人民（即“殷民六族”）、土地、官员、礼器、典册，以及祝宗卜史。祝宗卜史是当时掌握文字、礼仪、沟通鬼神的阶层，其职事相近。所以卜史往往不分，学者或通称其为史官。鲁太史在祝宗卜史之列，身份当为殷遗贵族。周人文化本较落后，受殷文化影响很大，武王克商后，为统治国家及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特别重视、亟需谙熟文字、礼仪、治乱成败的史官。殷人史官世代承袭其职，在殷王室覆灭后，遂转而为周王室及其贵族家族服务。从史墙盘、作册大方鼎、夨令方彝等西周铜器铭文可知，周初王室曾妥善安置前来效力的殷人史官以为己用，如武王命周公将微史家族（族徽为木羊册册）居于周原；位高权重的执政贵族也广泛任用殷人史官，如周公、召公家族中有来自同一家族的作册令、作册大，其族徽均为“鸟丙册”。鲁侯出身于地位显赫的周公家族，且受到王室器重，故也得到殷人史官，使这听命于左右。除鲁之外，齐、晋等诸侯亦有太史等世袭史官，其来源也应是殷遗贵族中的文化阶层。

殷人史官记事，其遣词用字有较为固定的形式。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殷人用毛笔书写的竹简木牍，但仍可从甲骨刻辞、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中窥见当时卜史行文的传统笔法。特别是殷墟出土的15万片有字甲骨（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记述习惯、政治观念和鬼神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是卜辞，即占卜记录，但包含鬼神、祭祀、战争、农业、田猎、天象、疾病、历法等丰富内容，涉及当时社会中王室、贵族、平民和奴隶等各个阶层。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学者已从殷墟甲骨文中归纳出众多辞例。这些辞例对考释文字、训诂词句颇为重要。如甲骨学甫一起步，孙诒让即据卜辞辞例释出“贞”字，但亦因相关辞例不足，导致他将“王”字误释为“立”。又如学者经过阅读大量卜辞，得知“我受年”、“帝授我又”等常见内容中的我指商王室而言，并非是商王自称。我们认识殷人史官的笔法，就主要根据殷墟甲骨文的辞例。

史官父子世袭，其记事方式也代代传承。直至春秋，诸侯太史的笔法仍保持着较多传统特点。因此，我们对读殷墟甲骨文与《春秋》，会看到二者文字有不少相同之处。这里暂举数例说明。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书“齐人侵我西鄙”、文公七年书“狄侵我西鄙”、襄公十四年书“莒人侵我东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记述方式，早已见于殷墟甲骨文，如罗振玉旧藏一版卜骨精品（即《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片，现藏国家博物馆），其上契刻宾组大字卜辞，有“沚戛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记载。上述诸例中的我均指我方，在《春秋》中指鲁，在殷墟卜辞中指沚戛的属地；鄙是边地，鄙中有邑，小邑规模略同于村落。《春秋》未见“某征我”之例，但“某伐我”、“某伐我某鄙”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庄公十九年“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伐我北鄙”、文公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襄公八年“莒侯伐我东鄙”等，此类文字与殷墟卜辞相比，笔法也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