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不惮冗烦，举了一些《春秋》、《左传》与殷墟甲骨文能够相互对照研究的例子，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今后学者研治《春秋》时能够重视、参考出土文献，特别是要多利用甲骨文材料。另一方面，甲骨学者虽然在论著中经常征引先秦经典，但对于《春秋》与殷墟卜辞笔法的相似性和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未暇多想。事实上，《春秋》及训诂其重要字词的《左传》传例，亦有助于甲骨文字的考释和解读。仅以释读战争类卜辞而言，《春秋》中“围”、“执”、“灭”、“取”等记述战争的常用字，及《左传》庄公十一年传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均是颇有启示性的线索。

周王室及诸侯任用殷人史官的政策，及其导致的《春秋》与殷墟甲骨卜辞笔法的相似性，亦有助于探讨孔子是否修《春秋》的问题。以本文的视角来看，《春秋》记述史事，文笔简洁，渊源有自，显然是世袭其职的鲁太史所书。孔子云“述而不作”，并非虚言。当然，孔子及其弟子在保存、解说、传播《春秋》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其部分主张和看法，在《左传》中就有所体现。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春秋》是历代鲁太史的手笔，反映的只是商周史官的传统记述原则与政治观念，其中大多数思想为孔子接受、欣赏并加以宣扬，故后世有学者遂误以为孔子曾修订《春秋》。过去，杨伯峻等学者已指出《春秋》为鲁太史所作，现在再补充殷墟甲骨文的证据，大概可以平息孔子是否修过《春秋》的争议。

商周以来的史官传统也有裨于思考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春秋是先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为商周以来贵族社会的尾声。王室衰微、贵族没落，导致传统政治格局发生上陵下替的巨大改变，士人逐渐崛起，成为创造、传播思想文化的主体，开启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追本溯源，在殷代与西周，文字、历法、礼仪主要掌握在以史官为核心的祝宗卜史阶层，诗歌、乐舞也主要是贵族来学习和欣赏，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春秋。至春秋末年，随着一些诸侯公室及卿大夫家族相继倾覆，史官离散，贵族子弟降在皂隶，遂将典籍、知识传播到民间，促进了士人阶层文化的提升。因此讨论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不必拘泥于辨析某家出于某官的细节，而应考虑王室、公室乃至卿大夫家族衰微，社会上下流动，形成文化逐步下移的历史大背景。殷代以来史官群体在知识文化方面的世代传承和积累，可以说为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诸子思想提供了生长和繁荣的沃土。从这个角度看，不能简单否认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

最后要说的是，《春秋》虽然反映了商周史官的传统笔法，但也有不同于殷代、西周史官的记述方式。如《春秋》记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四季），以时系年，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故今后研究《春秋》，除了考察与殷卜辞、殷周金文的相似性外，也应发现其不同之处，探讨其间为何存在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