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瀛所料不虚，这尹起文正是张继夫妇介绍来故宫工作的。在上一回合中，因为无凭无据，检举落了个空。这一次，他们在搬来最高法院的同时，还从故宫内部挖了许多黑材料。

不久前，故宫博物院会计科职员秦汉功因沾染不良嗜好，被故宫免职。他向张继夫妇告发，会计科负责人萧登青赶着办理积压数年的报销，让文具店老板改开了几张单据。

根据这个爆料，朱树森在故宫很快就从账目中查出了600元单据不符。他以为发现了什么真凭实据，立即询问了文具店老板李宝书。李宝书说：“我店与故宫博物院做了多年的来往生意，总是陆续送去各种文具先用，每届月底开一总账单交庶务科核对结账。这次会计科编造报销，要将笔墨纸张簿籍等分几张小账单开列，才符合报销册的栏目，故叫我店把每个月一张的总账单分作数张小账单。而每月我店所开小账单的合计数目，与总账单是符合的，并没有多开数目帮他浮报。”

朱树森一查，总数果然对上了，“虚报账目”一说原来是子虚乌有。这不免令他泄气，很快便返回了南京。

朱树森走了，但故宫博物院管理层仍未参透幕后黑手是谁。

1932年日本人的势力已经逼近平津，为保国宝无虞，故宫同人开始酝酿“国宝南迁”事宜。如今看来，“国宝南迁”在战乱年代保全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无论是社会上还是故宫内部，反对的声音都非常大。吴瀛就曾开诚布公地表示：“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不过，在易培基的坚持下，第一批“国宝”还是上路了。

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造访故宫时，第一批古物刚顺利运抵南京不久。易培基、李煜瀛等人以为，发难者是冲着“国宝南迁”来的。不过，随后从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们恍然大悟，原来捣鬼的还是张继夫妇。

一日，电报局将一封写着“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的电报送到了吴瀛家。朱树森当时已返回南京，电报无法投递。由于电报局的工作人员是吴瀛的朋友，知道朱树森是为故宫博物院而来，因此便将电报送给了吴瀛。电报上这样写道：

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复！烈蒸。

故宫众人分析，发电人“烈”，应该是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张”即张继，“尹”则是前文所述一直冲锋陷阵的尹起文。郑烈是张继的门生，他能谋得最高法院检察长一职多亏张继提拔。此番恩主有事相求，他自然是不遗余力。尹起文是张继太太崔振华介绍到故宫工作的，张继让尹起文速来南京，自然是要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故宫博物院的缔造者之一吴稚晖看到这封电报后，怒不可遏。张继夫妇一回北平，他便拿着电报去找他们评理。面对吴稚晖的对质，崔振华恼羞成怒，不但直认不讳，还完全不顾颜面地撒泼打滚起来。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完全公开化，张继一方更加无所顾忌了。

易培基辞职

接连遭张继夫妇两次构陷，易培基忍无可忍，决定反击。易培基的学生、当时正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的余盖回忆，就在这时秦汉功见势不妙，见风转舵，将张继夫妇给他贿金，让他诬告故宫博物院报销单据有问题的事向他和盘托出。易培基令秦汉功写了一份坦白书。因为怕遭张继夫妇报复，秦汉功在易培基的安排下搬到了上海，再也不敢露面了。这样易培基手里就握有了张继夫妇构陷他的证据。

1933年10月，易培基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反诉。在反诉中，易培基详细说明了张继夫妇联合郑烈、朱树森，买通证人，蓄意诬陷他的经过。与此同时，他将这篇文章投书《申报》《大公报》等媒体，还编印了一本名为《故宫讼案写真》的小册子到处散发。然而，他的种种努力都石沉大海，并未引起多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