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基一击不中，张继一方更加有恃无恐。此时，李宗侗早已借护送古物南下的机会，躲到了上海，并且向故宫理事会提出辞去秘书长一职。张继夫妇看出李宗侗生性胆小，于是请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马衡和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找李宗侗调停。袁马二人转达了张继夫妇的意思：“只要易院长辞职，以后双方都不攻讦，万事全休。”早已六神无主的李宗侗，一听此言立马答应去说服老丈人。

10月15日，吴瀛在报纸上看到了易培基已经向故宫理事会辞去院长一职的消息。吴瀛替易培基抱不平，易培基也是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论资历和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并不弱于张继，何以让人挤兑成这样？在案情没有结论的情况下，提出辞职，反而让人觉得做贼心虚一样。易培基一脸无奈地对吴瀛说：“我本不肯辞院长，玄伯（即李宗侗）闹了许久，我并没有听他的。14日那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曾经吩咐佣人不要他进来。他不由分说闯进房来，我是9点钟要睡觉的，他纠缠到12点钟还不走。我生气同时也实在受不了，方才说：听你去罢！他就替我打了一个电报辞职，我真没办法啊！”面对此情此景，吴瀛也只有苦笑。

然而，易李二人的息事宁人，并没有让事态平息下来。1934年 10月，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李宗侗、萧瑜、秦汉功等9人提起公诉。一年前，南京地方法院对易李的指控仅是违法舞弊，而此次竟然升格为“盗卖古物”。起诉书中提到，易培基借“国宝南迁”之机，调换珠宝，占为己有，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珠调换真珠9606粒，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 粒；原件拆去珠宝配件1496件。

起诉书言之凿凿，甚至连多少颗珍珠被盗都数得颗颗分明，幕后策划显然已非一日两日。后来随故宫国宝漂泊半生的那志良，当时正护送国宝抵达上海。他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中提到，李宗侗派人装了20箱珠宝运到上海，法院对这些珠宝特别感兴趣。于是，接任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便安排那志良负责接待法院检察。

当时，他们在上海天主堂街库房第四楼外面，摆起一行长桌，坐在桌旁的依次是最高法院检察官莫宗友、江宁地方法院推事、一个书记员、两名珠宝鉴定人和那志良本人。每提出一样东西，便由那志良交给鉴定人，鉴定人报出名称、件数、材质、附件，书记员则一一记录在案。检查无误，再由那志良交给故宫的人重新装箱。如果有一件东西是假的或与账册不符，就要把它另封起来。

对于整个鉴定过程和鉴定人的资质，那志良很不以为然。他记得，有一个包里有四粒小珠，账册上写的是五粒，他们就赶紧登记下来“偷了一粒”。然而，在同一箱的另一包中，账册写着四粒，实际是五粒，他们却没有记下来。那志良认为，这也应该记录在案。莫检察官却不肯，还说：可能是账册写错了，只有人从公家偷东西，哪有人会从家里拿东西放在公家的？那志良说：“有没有可能是包装时错乱了呢？”莫则摆出一副法律专业人士的面孔说：“从法律观点，一件事不能与另一件事混为一谈。”大家便都不敢做声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谓的鉴定人也很不专业。有一次，鉴定人指着一块红色碧玺说是红宝石，急得那志良赶紧请他再看看。这位老先生仔细看过后说：“我说错了，是红碧玺。”要知道，红宝石与红碧玺的价格天差地别。那志良在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我不指正他不成，他们写成红宝石，就算定了案，将来他们向我们要红宝石，怎么办呢？”

除了上面闹出的笑话外，将铜镀金认成纯金、玻璃料器认作玉石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故宫中珍品固然很多，假货也不少。究其原因，有的因为进贡人是外行，有的是早已被太监偷梁换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