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0箱珠宝中，凡是被鉴定为伪品、名不副实、珍珠脱挂、总数比清册上少的，都记到了易培基头上。

鉴定完珠宝，张继夫妇又找人鉴定起书画来，这次他们搬来的是书画大家黄宾虹。据黄宾虹在《故宫审画录》中记载，他分别在北平、上海、南京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鉴定工作。这期间，黄宾虹过手的书画数量之巨令人咋舌。据当时的《国画》月刊记载，仅以在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古画为例，他每天鉴定的书画就有四五十幅之多。

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故宫的文博专家们对黄宾虹的鉴定工作非常不满。那志良在《故宫四十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一颗珍珠，一块宝石，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只要内行人，所见一定相同。书画则不然。故宫博物院有书画审查会，时常有绝对相反的意见。法院只请了一位黄宾虹先生担任鉴定，难免发生错误。”

继易培基之后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对黄宾虹的鉴定也颇为不满。当年他就写了一篇名为《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不少帝王买入或臣子进献的书画、碑帖品质低劣的例子。然而，南京法院仍以“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的论调，将黄宾虹鉴定为伪品的书画都算在了易培基头上。

含冤身死

1934年11月4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江宁地方法院对易培基的起诉书。“国宝南迁”期间，故宫博物院院长竟“监守自盗”！一下子将故宫博物院推向了舆论的风暴眼。

一时间，各种不着边际的假消息见诸报端。有的报道：“江宁地方法院通缉易培基、李宗侗；易培基畏罪逃往国外”。有的报道：“萧瑜（原农矿部次长）代易培基盗运宝物往法国，在马赛被法国海关查出扣留。”而另一方面，易培基等人的辩白文章，却因没有检察机关核准，而屡屡被各地报馆退回。

易培基和李宗侗自辞职后，便住进上海的租界区。虽然暂时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但是他们在北平、上海的房产均被查封，财产也被没收了。

吴稚晖、李煜瀛等人没想到，一场人事纠纷竟会闹得这么沸反盈天。吴稚晖愤愤不平地对张继说：“寅村（易培基的别号）今后居沪养病，不再与闻博物院事。你为什么又凭空捏造寅村逃往国外的消息来？真是荒谬！”吴瀛、余盖等易培基老友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纷纷劝易培基反诉。

然而，易培基对形势的认识，则更清醒。他一语道破：此案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江宁地方法院对他发出通缉令时，他曾经咨询过法律专家。他们均认为，当时的中国司法实际上是有权有势者操纵的工具。身为司法院副院长的张继想诬陷易培基，易如反掌。易培基若投案反诉，法院可以将他羁押侦查。一事辩清，另生他事，东拉西扯，缠讼不休，不把他拖到皮焦骨枯，誓不罢休。当时易培基已经是肺病三期之人，设身处地地讲，他确实经受不起无休无止的官司。

易培基、李宗侗虽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是故宫博物院的小职员萧襄沛却遭了殃。萧襄沛原本在秘书处做科员，“国宝南迁”时临时奉命去帮忙装箱。被检查的20箱珠宝，正是他经手封装的。在为一个凤冠装箱时，由于箱小冠大，盖不上盖儿，萧襄沛便将凤冠上的珠子摘下来，装在箱子里。这本来是个技术问题，即便有不妥之处，至多也就是给一个行政处分，绝构不成犯罪，但郑烈竟指使法院告他“破坏古物以伪换真”。

那志良记得，萧襄沛在看守所羁押了很久。他太太带着孩子住在看守所对面的客栈里，住得久了，钱用完了，想要回去。店家却对她说：“你打的是冤枉官司，不久自然解决，我们愿意帮你。”于是，萧太太又住了些日子。眼看开庭遥遥无期，她又想回家。没想到，店家变了脸，非要她结清账目才能离开。萧太太只好四处借钱，才得脱身。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从这个小插曲也可以窥见当时人心之险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