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襄沛的案子审来审去，到底也没有找出他“伙同盗宝”的证据，只好胡乱判了一个毁坏公物罪了事，所判刑期正好抵清他在看守所拘留的时间。

1937年夏，吴瀛收到长女吴珊的信，得知易培基已经病入膏肓。他连忙从南京赶往上海去见老同学最后一面。当时易培基还幻想着，希望能有“政治解决”冤案的一天。可吴瀛知道，易培基是不可能活着看到冤案昭雪了。

果然，吴瀛回到南京不久，就传来了易培基的死讯。当时，日寇的铁蹄已踏上上海，沪宁已不通行。易培基离世时，身边极为寥落，只有老友吴稚晖和吴瀛的长女吴珊代为料理后事。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945年，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国民党大员们忙着到敌占区“五子登科”，对易培基的未了之案，黑不提白不提了。直到1947年，张继暴死，法院才对“易案”作出不予受理的结论。

吴瀛看着《南京人报》上这则小小的新闻，心意难平。一桩绵延十几年的冤案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吗？他咽不下这口气。作为易培基的好友和“易案”当事人之一，吴瀛仍想替好友平反昭雪。然而时过境迁，连当初极力支持他的吴稚晖也劝他就此罢休。想到老友含冤身死，自己却无力帮他洗刷污名，吴瀛只有仰天长叹。

沉冤昭雪

易培基生前曾说过：“此案是政治问题，非待政治好转，没有辩诉平反的希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瀛看到了冤案平反的希望。

1913 年，易培基曾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当时，他对还是学生的毛泽东青眼有加。1920年，他聘毛泽东在一师任教，并支持他的共产主义运动。后来，毛泽东向同窗好友周世钊说：“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吴瀛认为，毛泽东与易培基是故人，一定了解他的道德操守。因此，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替易培基鸣冤。

新中国肇始，百废待兴，要忙的事情千头万绪，但毛泽东仍立即对“易案”给予了关注。他将吴瀛的陈情信转批给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论起来，董必武与易培基也是老相识，辛亥革命时，他们同在湖北军政府共过事。对于吴瀛的信，董必武也非常重视。

然而，与“易案”有关的双方当事人——易培基、张继死了，崔振华、郑烈、李宗侗去了台湾，证据也多毁于战火。怎样才能平反昭雪呢？此时，继易培基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石学家马衡成了“靶子”。

马衡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员会参加清点故宫的工作，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易培基受诬辞职后，他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不但是故宫博物院草创时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但论起在“易案”中的表现，吴瀛等人对他的意见很大。吴瀛在《故宫尘梦录》中举了个例子：有人散布传言，说易培基把故宫古物馆中一大批成扇送给了张学良。别人问起此事，当时身为古物馆副馆长的马衡却说：“不知道！”吴瀛认为，这仿佛是知道而避免得罪人的表现，使人家得到一个疑心的反证。而且易培基辞职后，张继等人推举马衡做了院长，他无形中成为“易案”的最大受益者。这也是易培基的老友们难以接受的。

然而，马衡本人也感到万分委屈。论学识、资历，他接掌故宫实至名归，而且当年有感于易培基受冤枉，他已经在第一时间写了《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间接为易辩诬。因此，当听说吴瀛写信指控自己是“易案”的策动者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殊可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