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10月，马衡向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表示，希望能面见董必武，把此事说清楚。董必武并没有见他，却在不久后会见了人在上海的吴瀛。交谈中，董必武盛赞吴瀛“古道热肠”，还谈了毛主席对故宫盗宝案如何平反的意见。“易案”双方当事人，死的死、逃的逃，对于马衡的指控也多是揣测，并无真凭实据，因此毛泽东、董必武都不主张走法律途径，而是希望在舆论上给易培基一个说法。

1950年4月，上海市委统战部秘书长周而复登门造访吴瀛，把马衡新编订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一文交给他。马衡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一篇言简意赅的“附识”：

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余于廿二年秋，被命继任院事。时“盗宝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余生平爱惜羽毛，岂肯投入漩涡，但屡辞不获，乃提出条件，只理院事，不问易案。因请重点文物，别立清册，以画清前后责任。后闻黄宾虹鉴别颟顸，有绝无问题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应商务印书馆之征。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邀故宫参加，故宫不便与法院作正面之冲突，乃将被封存者酌列数件，请教育部要求法院启封，公开陈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为黄所误。亟责其复审，因是得免禁锢者，竟有数百件之多。时此文甫发表或亦与有力欤。著者附识。

一九五〇年一月

马衡在这篇小文中，明确表示“易案”乃是一场冤案，算是在舆论上公开为易培基平了反。两个月后，吴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谈文物处理工作》一文，再次声明“故宫盗宝案”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至此，这桩绵延17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