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所谓的代沟其实不是艺术的观念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有开放或开明的态度，是否敢于立在时代的至高点上思索、观察、探究问题的本质。中国很多人犬儒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对新东西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一些学院人，很少持开放态度，持包容、开放的心态，此外，还有一种割舍不了的利益关系。

中国人喜欢讲门户之见，比如说你是岭南画派的，就会排斥海派，或是排斥其它画派，甚至在岭南画派里，我是关老的学生，你是黎老的学生，大家都会相互排斥，这种现象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有门户之见也就容易产生对其他文化的自然的抵触情绪，这种心理带进了对绘画对艺术创作时，问题就来了。创新是艺术发展的唯一途径，而创新必然不可能一时被接受，岭南画派仍在争议中。

黄：您认为创新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没有创新就无法体现中国艺术的当代性？

陈：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创新，不具有创新本质，这与我们艺术观相对保守是密不可分的。保守不需要承担失败的风险和创新时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西方是鼓励创新，非常开明的对待创新，而我们视创新为一种叛逆，是一种大逆不道，往往越雷池一步就会粉身碎骨。

绘画与当代艺术完全是对立的。我们应该承认西方艺术发展有他自身的逻辑和科学性。中国艺术，特别是中国水墨画也有他的规律性。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没有谁能完全把自己禁锢起来，但越是在这种高度发展高度繁荣的大背景下，越要能保持冷静、沉着细致的去思考问题，这是需要智慧的。

很不幸的是，世界文明也是弱肉强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很多古代文明已经消失掉了，特别是西方的现代文明迅速发展的同时在毁灭其它文明，像文字、语言、伦理观、价值观等，都在西方强势的现代文明的影响下慢慢在被消失、淘汰。这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不幸。创新不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不是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这点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创新的本质就是艺术家必须站在艺术史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像科学发明一样不断地寻找人类智慧的新闪光点，最大限度地扩大和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灵魂净化剂。这需要勇气、安静和感受长期的孤寂。

关于创新还有一个关键词“艺术语言”，艺术语言必须纯化，没有这一个前提，创新就无从谈起。比如说，我们说湖南方言的人，要说粤语的创新，肯定永远摸不着北。而要真正进入粤语体系，必须经历长期环境的浸染，要不怎样能说上一口流畅而精道的粤语来。中国画语言的创新就是这个理。

我们只有吃透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吃透中国画的笔法墨法等等，才有可能发现我们的问题，找到解药。这个方子便是创新。

黄：传统和当代，是不是就代表着东方和西方的艺术形式和观念。有共通之处吗？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的差距您觉得是文化差异还是历史因素造成的？

陈：你所说的传统和当代，我理解是守旧和创新的问题。有的认为越是古人的东西越传统。有人说在中国只有美术和美术工作者，却看不到艺术和艺术家，这话说得有点满，但并不错。其实综合前面所讲，这不是问题。如果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让各种文明共生共存、各自发展，那就不存在中国艺术落后于西方艺术的问题。这不像自然科学或工业革命，西方经历了思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后工业时代，我们长期停留在农耕文明层面，这些不足和差距必须承认。

但艺术不是这样的，它独立于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的，没有太多可比性，不存在谁落后于谁，谁领先于谁。

中国的当代艺术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才逐步形成，而西方的当代艺术发端也是从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他们走出了架上绘画，现在西方当代艺术的主流已经不是在架上了，而是在全面开放的视觉的东西。所以也有人提出中国水墨画是不是也可以走出架上，追西方的那种潮流。很多年青人，包括一批5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也在尝试让中国画走出架上，走出纸上，开始装置水墨，实验水墨行为，水墨炼金术等等，林林总总，名目繁多。这种做法本身就落后了人家30年甚至40年时间。但是我认为做这种探讨有他的积极意义，给我们反思中国画提供经验。

这就像我们的京剧和西方的歌剧，我们看到西方歌剧发展得好，唱京剧的也把人家的那套搬到我们这里来改造，杂交，这样的结合事实也很让人啼笑皆非。

我曾和广州艺术博览会艺术总监彭文斌聊过一个话题，刘益谦、王健林等中国的收藏大咖每年都要去拍回一些西方大师的作品，花多少亿去购买西方当代艺术和现代艺术作品。我们反观一下，西方有哪一个收藏大家或美术馆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中国的艺术作品？我没有发现一个。包括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这些近现代的顶级大师，在国内有不少追随，但为什么不能引起西方收藏家的注意呢？有人说这是种族和文化歧视，我觉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这说明我们的艺术在强调本土性的时候，缺乏了把我们的艺术放在全世界去思考的格局观念，让我们的本土艺术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容易让我们一些保守的传统的艺术家沾沾自喜，自我陶醉，让我们的中国画始终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画，而不是具有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