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特展现场。裱画师徐建华师傅站在缓慢移动的游客长队里。没人认出他，但顶着烈日排队6个小时看展的人，为的是看一眼他修过的文物。

也在去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声不响地火了，像徐建华这样隐在故宫书画藏品背后的无名修复师，首次以影像形式向公众讲述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今年，他们的手艺与心念延展到文字中，作家绿妖“随”上了西三所——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里那种“狼烟滚滚的外面的人所没有的悠长节奏”，像搓命纸一样“搓”出了一本书。

故宫文物修复师的师父的师父，是古代“士农工商”的“工”。师徒制代代传承，磨了千百年的手艺从老一代的手上活到下一代人的手上。这个过程内含传奇性，其缓慢、执著，“不合时宜”与难以道出，在与现代社会快节奏、数字化、机械化的冲突中，成就着工匠对当代大众的吸引力。仅感慨“从前慢”是不够的，在绿妖的牵引中，“我”的价值与慢的层理都缓缓展现。

无我世界

自我经过千锤百炼融进千年文物中

记者：在修复师的口述及严明的摄影作品中，工具格外动人。对修复师来说，它是既亲近又需恭敬待之的物。

绿妖：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他们的工具。我的朋友，《世间的盐》作者高军把孩子送去学木匠，几个月后，匠人严肃地单独跟他说：“孩子学得还不错，你有没有真的想让他干这个？真的想让他做木匠，我就要教他磨刀了。”后事不知如何。说这个故事是想说明，对匠人而言，磨刀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你连工具都没有掌握，就没有入门，我可以陪你玩；但你真要入门，我就要收你为徒，教你磨刀。在西三所，裱画师的刷子挂在墙上，就像音乐符号一样，非常好看。学徒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工具、维持工具的整洁。这是在创造一种仪式感，从磨刀开始，进入这一行。

记者：你也写到那些抓人的行话，例如把眼睛“随”上，把颜色跟两边“随”；人要和工作“对上话”。如何理解“对上话”？

绿妖：“对上话”，就是你用心了，而不只是在用手跟它对接。我听到这句话也觉得很惊艳。工匠流传下来的那些话都是大实话，不会教人怎么取巧。铜器室的王有亮师傅1983年进入故宫，师父赵振茂是故宫第一代青铜器修复大师，1949年后很多文物是他们那一代人修的，其中包括国宝、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马踏飞燕”。他说老一辈师傅从不说修过什么的，即便说，也是作为一种经验的传递，告诉徒弟怎么修——“你要有认知”。这话很动人，工匠的风范呼之欲出。

记者：但当人们看到“马踏飞燕”和故宫文物，不太会想到其后站着一群修复师，也习惯了把这种无名当做理所应当。

绿妖：对，在你的知识背景里，他们是被湮灭的一群人。这就是工匠的世界，一个无我的世界。我们常会执著地说“这是我的”，而匠人不在乎文物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也不可能在像《清明上河图》这样的文物上写上“某某修”。他们的“我”在更广阔的意义和范畴里实现。修过的东西会再流传一千年，他们不用对着很多人呼喊“我”，因为自我已经在文物修复中经过千锤百炼，融进历史之中。

记者：有种理解是做手艺活的工匠和艺术家，在思想、艺术创造层面有高下之分，这是否是一种偏见？

绿妖：我的一个朋友总抱怨逛街买不到给普通身材女人的衣服。在我们国家设计师是有名字的，但谁听过打版师？再大的设计师也需要打版师将平面设计变成立体的衣服。国内的打版师默默无闻，但在日本，打版师受尊敬也有比较高的收入。艺术家是花朵，花朵下面要有土壤和枝干。我们现在对土壤和枝干漠不关心，只关注花，有点头重脚轻。日本对工匠文化的整理和发掘都更完整、扎实。民艺家柳宗悦、柳宗理关于工艺文化的理论影响流传至今，无印良品的设计美仍在继承日本几百年前的美学文化，不绚烂，但舒服，作家谷崎润一郎所说的阴翳礼赞和柳宗悦整理的文化精髓都在里面。日本有很多工坊是家族传承，传了几百年，而我们现在很多手艺已经断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