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塑，从北魏时代，遗存有不少宝贵的作品，在敦煌云冈炳灵寺等处的现存造象上，可以看出它的艺术风格的演进。在初期，我们从事造象的艺人们，大槪直接从印度传来的图象取法，例如云冈的石佛洞，现存四十余洞，把它区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其中东部三洞，中部十洞，西部九洞，比较重要。西部的所谓昙曜五洞，即编号第十六至二十的各洞。佛象最大，庄严巍峨，高达数丈，在东方佛教造象中，这是无可伦比的奇迹。造象的作风，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均有相似之点，又均不全似，这是印度艺术传入我国，有了新的融和之故，壁上的贤劫小佛，面容多作犍陀罗式。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象一条连环画的带子，刻有佛传故事九图，接承犍陀罗的作风，为西部各洞所无。第三为六美人洞，前壁上层六美人，坐帏幕中，婉丽肥硕，也是犍陀罗式的姿态。中部藻井上的飞天，肥短如小儿，在印度鹿野苑笈多时代的雕象，佛背光上有肥而短的飞天，正与此相似，可以说两者的艺术作风，有其共同之点。云冈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飞天削肩瘦长，衣带飘逸，与前者绝不相类。这正是中国艺术史上所说的“瘦骨清象”在北魏的晚期，佛教雕刻艺术已经逐渐“中国化”了。

到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迁都洛阳，佛教的中心地，也转移到洛阳，在洛阳南四十里，伊水两岸，更营石窟造象。其地断崖如门，号称伊阙，又名龙门。自东魏、北齐、隋、唐，次第继续开凿，至唐高宗、武后时，经营达于最高点。北魏时专开左岸（西）。隋、唐时重要的制作，也多开于左岸。右岸（东）则专为唐代的作品。左岸最重要的，有二十一窟，其余小窟甚多。魏书释老志曾记造窟三所，即用工力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就全部石窟说，可知所费劳动人民力量之大。

龙门石刻造象的特点，更能融和传统的艺术，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可以说雕象艺术，最初吸收了印度的方法，到这时才完成了中国自己的风格。在雕造的技术上看，在龙门左岸第三窟北魏宾阳洞，佛象优美，比例更较云冈为佳。其中伎乐供养人，与藻井的图案，均典丽飘逸，在艺术史上，有很大的发展。在云冈石窟，铭刻的文字，不过数处，龙门则每洞多有铭记，因此大率可以考知年代。魏以后隋唐的制作，愈益显示出优秀的民族作风，形貌昳丽，含睇若笑，温雅敦厚，富于情味。躯干更多颀长，此种作风，东传而至朝鲜、日本，造成东方佛教艺术的一个系统，业已脱离印度佛教艺术的母范，而独自发育。

在我国西部的敦煌千佛洞与天水麦积山，更发展了泥塑的艺术，在佛教艺术史上，这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敦煌早期的彩塑，有北魏的作品，麦积山早期的彩塑，有大代景明三年（公元五○二）的墨书文字，也是公元六世纪初后魏的作品，从麦积山的北周和隋唐的彩塑，可以看出中国彩塑艺术的经过的道路。泥塑的艺术发展到唐代，有杨惠之等泥塑名手载在文献。泥塑的艺术，较之金石材料，更能显出雕塑家得心应手的妙技。自唐宋以来，各地寺覌，盛行泥塑，木雕，逐渐代替了洞窟石刻造象，这也是佛教艺术的一大演变。

中国的石刻佛象，在早期，也曾施以彩色，这在兰州甘肃省博物馆中，曾存有一石刻造象，当时所上的色彩，完好如新，末曾剥落，可以为证。在云冈石窟中，也尚有几处，保留着古代的色泽。其他如显露在崖外的大佛，色彩久被风雨所蚀，洞内的佛象，更不少为圬漫所损，已失去了原来的精彩。曾记江南栖霞山（摄山）石刻诸佛，于三十年前，被装修改覌。这都可以说是泥塑盛行，连精致的石刻，甚至也被改造了。今存摄山舍利塔，雕刻优美，以此证知栖霞诸佛，当时也应是出于名工之手。至于麦积山石刻，因系砾岩，当雕造之初即曾外加泥塑，施以彩色，它与其说是石刻，无宁归于彩塑之中，更为正确。麦积山第135号窟中有石造立佛三尊，第127号窟，有石造坐佛一尊，石材非本山所出，都很精美，可见泥塑与石雕，在当时就是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