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6年5月“海湾劳工艺术家联合会”附属团体“全球超奢派”（G.U.L.F。）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外投射的“超奢艺术，超低薪资”标语，以此谴责古根海姆高层终止对于建设古根海姆阿布扎比分馆的劳工权益谈判的举措。Courtesy of Global Ultra Luxury Faction。

随着豪贵对艺术市场的持续干涉操控，艺术界内部的贫富差距逐渐增大。而运行机制的畸形发展使新兴艺术家、艺术相关部门工作者以及非盈利艺术机构员工处于贫困边缘。在当今社会之中，对于新兴艺术工作者劳动力的践踏和剥削已经成为了体制内部共谋而产生的一个默许的维护机构“正常”发展运作的方式。大型非盈利机构可以堂而皇之的以缺乏资金作为借口不断压制员工对于提升最低薪资标准的诉求，却不惜花费数亿美金进行收购和扩张。在诸如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之中，高层管理人员同普通员工年收入差最高可达200万美金有余[12]。众多中小型艺术机构意图通过无薪志愿者来维系其底层运作，却寡廉鲜耻地以扶持新兴艺术家的名义用招募作品的形式收取申请费大肆圈钱。我们目睹着诸如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杰夫·昆斯、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等深受寡头喜爱的投机者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助推下成功跻身于0.1%的富豪行列；同时，我们也见证着更多的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笔下的“突击工作者”（strike workers）[13]在艺术界的幻象中苦中作乐，甘之若饴。在这样的情况下，艺术界内部产生了一种潜在的的逻辑——如果你不能成为艺术领域之中的“佼佼者”，你就连基本薪资都不配享有。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从业者会像艺术从业者一般面对这样的压力，但这种诡谲的逻辑却让很多人深信不疑。当然，以艺术本身的名义并不足以让其从业者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付出免费劳力，但煞有介事为其绘制一个美好广阔的未来却听起来大有可为。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不外乎是以艺术的名义、以实践同学习的名义、以增加曝光率的名义、以有利于我们未来事业发展的名义让我们做出妥协。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剥削模式为艺术从业者设立了一种典范，一些稍有成就的艺术家和机构在历经多年上层箝制之后就如同媳妇熬成婆一般开始对下级工作者行使新的压制权，如此反复，最终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固然，没有人会心甘情愿的去接受压迫，但妥协同时也是对该势力的维护和巩固，我们在啧有烦言之后往往是唾面自干。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高等院校作为教育机构的身份不断遭到质疑。艺术院校现如今扮演的角色让人感到十分沮丧，众所周知，艺术类院校的收费要远超其他院校，而在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已超过1.2万亿的条件下，学费依旧是逐年上涨。通货膨胀、政府补助削减、校园设施竞争、行政管理层人员扩张都是学费上涨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多数新兴艺术家往往在告别学生身份之前就已负债累累，因为资金不足而辍学的事例在美国也是屡见不鲜。2013年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事件[14]以及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艺术与设计学院2016级研究生全员退学[15]的事例事实上是如今美国艺术教育问题的一个缩影。现下，教育机构已将自己像商业机构的运营模式靠拢，教育引导学生及培养社会人才也不再是其唯一职能。而不少高校在课程安排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转变，对于学生艺术职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成为了一个新的侧重点，如何增加人脉、建立关系网、作品定价、搜索展览资源等等都是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诚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技能在当今社会之中的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之前，首先应该了解的应当是艺术界的运行机制。而多数教育机构对于体制批判相关理论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在逐渐减弱。我猜测，若是论及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举措，比起阅读和创作，绝大多数青年艺术家更愿意花费三个小时在画廊开幕活动上与人闲扯。

艺术从业者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社会场域之中，我们对艺术体制的研究愈是深入，则愈是深陷其中被其所困。这正如安德里亚·弗雷泽（Andrea Fraser）所陈述的：“艺术体制不存在于任何艺术品之外，它是艺术作为艺术本身而存在的无法消释的条件。[16]”如今，多数被放上台面的有关体制批判的作品往往是被机构策展人和管理层所滥用，进而达到维护机构利益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质疑体制的作品也在机构的维护下显得格外讽刺，这些作品实际上也进一步修饰并巩固了体制本身，而上述艺术家对于体制的批判则转化为不断确证现有体制之后作出的一种无力的陈述和呼吁。不过，相较于机构收编艺术家的这种情况，更令人感到忧虑的应该是当下艺术实践之中社会再现和意识主张逐渐弱化的处境。而今，比起探索政治批判性话题，更多艺术家倾向于“那种隐晦的/诗意般的审美表现形式，以及/或者对局部性的环境、经验和身份认定狭隘地作出集中的表现。[17]”这些人往往以追求“高级审美”和（或）专业技术为主，将有限的个人经验和认知强行扩充到所谓的社会层面或集体经验，再将一知半解的社会学/哲学概念和词汇肆意拼凑组成一篇“颇有深意”的个人陈述。在最差的情况下，那些着力于探索自我、个人记忆以及生活中被忽视的无聊事物等等纯粹私人化语境的艺术家也能通过一些稀松平常或是匪夷所思的手段在这个时代中得到认可。而新媒体艺术的蓬勃发展也给一大批投机取巧者指出了一条“概念不足，形式来补”的艺术道路，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则直接印证了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提及的：科技作为一种单维度统治人类的意识形态而存在所具有的工具性和奴役性[18]。艺术实践之中批判性的减弱使艺术不再作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取而代之的则是反应社会现状的一个剪影，艺术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功能的丧失则导致其成为了一种“政治现实下的文化装饰”[19]。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审美和技术作为创作主旨，沉浸在自我景观化的海洋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期待未来的艺术界会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变革。而这种情况无疑是一种文化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