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批判代表性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于197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其作品《信息》 （“Information”）。在该作品中，观者被要求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事件作出回应。哈克提出“地方长官洛克菲勒未对总统尼克松印度支那政策作出抨击的行为是否是你在十一月的选举中不为他竞选投票的原因？”，并让观众在左右两边的透明立方体中投票。在展览结束时，对此答案有高出否定投票数两倍以上的肯定投票。哈克在此作品之中提出的问题直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之一——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该行为演示了当代艺术的批判转向——艺术家开始对于自己身处的艺术机构、机制的制造者展开批判。该作品同时也是代表早期体制批判系列作品的一个典型。

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曾于1964年发表的《艺术世界》一文中首次提出有关“艺术界”的哲学定义，他认为艺术界提供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以及艺术史知识从而使寻常物品成为了艺术品[4]。在此之后，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等人对其在“艺术界”的理论之上展开了论述，使“艺术界”从丹托的哲学性分析延伸至社会学的概念之上，引出艺术体制/机构（Institution）对于艺术界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网络的决定性作用。而在如今超级资本主义的镜像之中，大型艺术机构的迅速扩张、商业画廊同私人美术馆的兴起、以及全球范围内不断崛起的双年展等艺术博览会已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艺术教育以及针对新兴艺术家打造的线上出版、作品征集、艺术竞赛、驻地计划等艺术平台被纳入了无法撼动的旧体系之中，在巩固其地位的同时成为了新时代的文化机器。无庸赘述，我们在谈论体制的时候早已无法仅限于历史前卫派所质疑的“艺术惯例”抑或是新前卫派所挑战的艺术机构逻辑。悲观来讲，体制批判从未削弱机构背后权力结构的力量，也不曾改善我们所处的机制，一切异乎寻常的逻辑都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刷下合理化，将我们纳入了更大的框架之中。而如今对于体制批判的呼吁则成为了我们面对文化霸权主义自我疗伤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境遇之下我们不免要表示怀疑—— 现在是否还有提出体制批判的必要？而我的答案则是肯定的，接下来我将罗列近期机构举措并在此敷陈个中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