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玉山房诗集》书影

李认为狂者体现出的“见我之尊”是因为凸显了自我内在的性情，这个内在的性情是“大公之理所凝也”。这与那种堕入“徇物”“流俗”的“乡愿”是根本对立的人格精神。李光炘不仅在口头上宣扬“贫贱忧戚，君子所以修道也，君子修身故立命”的修身理论，（李光炘，《龙川弟子记》，《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58页。）而且通过个人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太谷学派“希贤希圣希天、立德立功立言”的修道宗旨。李光炘的言行不仅承袭和发挥周太谷“君子以仁为富，不以田为富”的思想，（周太谷，《周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一册，第388页。）而且符合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基本理念，此“为太谷学派人生观中住世基本态度，实即儒家之本色”。

他将狂者之“我”与其内在性情“先天下之忧而忧”联系起来，入室太谷后确立“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社会责任意识，自觉将“救济天下”视为己任，将“民胞物与”自觉内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达到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践行着太谷学派一贯践行的“悲天悯人、追求人格完善的做法”。李对狂者的推崇，其也是对自己实践中透露出来的狂者精神的肯定。群玉山房诗集中《西湖吊古》中“金牌十二忠魂冷，铁弩三千王气孤。”，《友人归来喜而赋此》中“愿将一滴龙门水，化作濂溪万顷莲。”均是他狂者精神的写照。

另一方面，李不仅有狂者的一面，同样还有狷者的一面。他的处事态度、人格特质中，常常又体现出狷者的特质，成为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李认识到，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并不能排斥自持而不为的狷者态度，尤其在黄崖教案使得太谷学派背负着沉重的政治污名和社会压力后，太谷学派只能忍辱负重，韬潜避祸，谨慎从事，防微杜渐，“忍于蒙不洁以终其身”。因此，太谷学派“师传之不坠于地”，（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136页。）确如黄葆年所言：“惟我夫子始终警觉，范围而曲成之。” （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40页。）

群玉山房诗集中，《柳八自勞山歸》“提到海天心忽動，又随孤月向东流”，《和石琴自题七律四首》中“所谓伊人渺天末，目簪華髪自沉吟”，《寄和张寄琹表兄憇園偶成印依原韻》“鹤夢有心清似水，琴心無事静生苔”，《题石琴诗后》“天山無菱惟佛性，人间第一是仙心”。体现了李光炘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人生哲学、人格修炼方面，包括谦谨、敬恕、坚忍、厚道、安详、平实、静一、恬淡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态度的体现。在太谷学派所处的社会状况、政治环境、道德境遇中，狷者的处世态度、人格特质是必须的。尤其是黄崖教案后，李光炘认真思考总结太谷学派传播过程中的言行随意和张狂的教训，更加注重个人的角色扮演，尽量淡化和掩饰太谷学派与生俱来的宗教属性和神秘色彩，“自积中蒙奇祸，丧其生，为谷之学者益自閟”，（董玉书，《芜城怀旧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24页。）“由是为太谷之学者，遁世暗修，不鹜声气，世莫睹其阃奥也”。（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42页。）李光炘不仅在讲学活动中谨小慎微，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一改周太谷、张积中身上存在的较为浓厚的民间教主形象，“举止修饰，引积中为戒，深相韬晦”。（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四号（1927）。）并且严格规范和约束自己和龙川门徒行为举止，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麻烦和政治嫌疑，全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盖自黄崖狱后，光炘之徒大抵守明哲之戒”。（董玉书，《芜城怀旧录》，第27页。）为了与社会角色扮演相适应，李光炘还特别注意内外有别、亲疏有间，“既而设教龙川，海内求道之士闻风兴起，不远千里而来，相对终日，喑不出声”。（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93页。）严加防范外界人士，唯恐祸从口出，“师遇生客不谈时文，不谈时事，不谈时人。”（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93页。）门下只有少数重要弟子能接受李光炘的秘传之学，“其讲学业，限于门内坐徒，不取公开态度。” （卢冀野，《太谷学派之沿革及其思想》，《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四号（1927）。）李光炘的做法，不仅是对张积中在黄崖行为的直接修正和主动纠错，而且也是太谷学派“圣功”修行的具体表现，因为太谷学派圣功“以谨言为第一。谨言非不言也，便便言，惟谨尔。” （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9页。）李光炘认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不曾说一行而兴邦，一行而丧邦，若一言既失，驷马难追。”（李光炘，《龙川弟子记》，《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第144页。）因此，凡是涉及太谷学派的组织机构、内部活动、文献资料等隐秘内容，李光炘均小心翼翼，三思而后行，“习为韬潜，举凡一切学派内容皆秘不敢示人。”［刘厚滋，《张石琴与太谷学派》，《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194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