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群玉山房诗集》书影

李肯定狷者“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严峻的社会形势，使得李光炘先求自保，再图转圜，不失为一种以退为进、转守为攻的现实应对策略。反映出李较强的社会适应和生存能力。确如黄葆年所言：“惟我夫子始终警觉，范围而曲成之。”（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540页。）“太谷挂术士牌子，人易识；龙川挂才子牌子，人不易识。”（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230页。）李光炘直接利用了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其行为举止较为符合相应社会角色的规范，从而尽显李光炘的独具匠心和历练老到。黄氏对其师大智如愚、深藏若虚的高明做法也是由衷赞叹：“昔者夫子诲年曰：‘知而学愚，斯为上知；愚而学知，必成下愚。’呜乎！斯言也其于身命存亡绝续之几诀矣！”（ 黄葆年，《黄氏遗书》，《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四册，第44页。）

因此，在理想追求与世道艰难中，李光炘所追求的是一种狂捐型的人格类型。这种狂捐型人格不同于狂者，当其呈现狂者精神一面时又时时不忘“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但他又不同于狷者，当其表达狷者气质时又有积极进取的追求。这里录群玉山房诗集《登虎邱懐古》以飨同好：“虎丘山，一坯土，花光剑氣凌千古。英雄兒女两般心，真性真情各吞吐，無有神仙不好剑，鉛華夜吐驚雷電，無有神仙不好花，千红万紫赤城霞……一聲长啸海天空，四山風起蛟龍泣，我是平生不讀書，逍遥雲水月輪孤。”李所向往、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将狂者气象与狷者精神融为一体的，其中既有“無有神仙不好剑，鉛華夜吐驚雷電”、“一聲长啸海天空，四山風起蛟龍泣”的狂者气象，又有“無有神仙不好花，千红万紫赤城霞”、“我是平生不讀書，逍遥雲水月輪孤”的狷者风格。这正是一种“狂狷”的人格理想。

四、 结束语

在查阅资料中，笔者偶见一文，所述黄崖教案后，李光炘及太谷学派南宗曾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政治宽容，默许其存在和传学。盛成先生说：“清大臣曾国藩乃自宁约晴峰先生，往南京督署。晴峰先生至，方冠道袍，俨如世外人。见曾不拜，并力辟理学为左道旁门奇门遁甲之术……语至酣，曾国藩乃叱退左右，与晴峰先生畅谈三昼夜。先生出，其家人怡然泰然”。刘惠蓀先生说：“黄崖教案后，李光炘尚能在大江南北半公开地讲学，可能得到曾国藩的默许”。（刘惠蓀，《我所知道的铁云先生与太谷学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彼时，曾国藩已奉清廷密谕缉捕李光炘，其甘愿冒杀头之罪，包庇这一非“亲”、非“故”之人，绝非“名”、“利”所图，笔者理解，乃古人“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之侠义情怀。曾国藩有云：“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39页。）确立了“民胞物与之量”的伟大志向，确立了“内圣外王之业”的雄伟抱负，亦有“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808页。）在隐忍中磨砺的积极态度。这恰恰是狂狷气质的表现，确与李光炘“志同道合”、“心心相惜”。而这种狂狷型精神气质，也正是那些功盖天下、统领三军的封疆大吏和那些隐身山林、读书治学的布衣学者身上所共有的精神特质。

从《群玉山房诗集》看李光炘及太谷学派，饱受宋儒理学熏陶，以淑身淑世、陶情养性为务，自由精神、心怀天下、不计功利、狷介高洁，在举世滔滔、奔走利途的现实社会中，宛如一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其抱道不曲而无怨无悔、不忘初心的赤诚人格正是闪烁其生命价值的一个时代的人文坐标。

2017年3月9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