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三月，莺飞草长，据说正是此间风物惹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台北故宫博物院刚刚开幕的“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展，以乾隆的六次南巡为题眼，拣选出曾与他一起游江南的书画作品。掠过这些经乾隆题跋的作品，关于乾隆南巡旅程的浮光逐一闪现。

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子明本”《富春山居图》，几乎每次出行，乾隆都随身携带，随作随题，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的题咏——除了第五次南巡未留题咏，无论在绍兴、杭州、灵岩山、栖霞山，皆对景留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由题满乾隆题咏的山水手卷并非元代黄公望的真迹，这或许也算得上是黄公望与后代赏画者的幸事了。

实事求是说，乾隆对书画的收藏并非一味积累，他对书画还算是一位会拨冗吟咏玩味，寻觅作品会心处的收藏家。

台北故宫博物院“行箧随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书画”展，以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做为观察的切面，通过巡行期间的书画题咏，拣选出曾与他一起旅行的书画作品，希望观众对他的鉴赏活动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根据题跋的时间与内容，可看出乾隆皇帝常搭配南巡所经地点，欣赏展玩与自然风光或相关故实对照的作品。若干铭心之作更成为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对象，不吝一再吟咏。

展览的另一项重点是介绍行李箱中书画作品的来源，就目前所知，除了清宫中收藏已久的作品外，亦不乏官员士绅于巡行前夕或南巡途中选献的新藏品。通过这些作品，不但可推敲官员仕绅对皇帝喜好的理解与预期，也能由题跋观察乾隆皇帝的回应。

这些曾与皇帝一起旅行的书画作品境遇不一。有些可能连展开的机会都没有；有些则留在行宫、寺庙中；有些入宫后又归还原藏地；有些倍受欣赏，回宫后不断复制；还有一些作品成为旅行的经常成员，一次又一次跟着皇帝到处去旅行。

这些搭载着乾隆皇帝题跋的书画作品，一方面是他南巡旅程的纪念与追忆，一方面也成为了清帝国自北至南统治全境的政治象征。

“招游”之作

虽然当年打包的清单可能已经佚失，借由整理《清高宗御制诗文集》及《南巡盛典》部分在旅程中受皇帝题咏赏鉴的作品，仍可窥探两百多年前乾隆皇帝南巡行李箱内曾经存在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的挑选与旅行路线、名胜典故的关连不浅。至今还有不少如《南巡纪程图》一类宛若现代旅行书的行前准备文献可供研究。六次南巡出发前夕，由他行前的题跋诗文，可以感觉到乾隆皇帝难以掩饰的期待兴奋之情。

清 董邦达 西湖十景 卷

乾隆在南巡前从未亲访江南。他对江南的所有印象与知识，皆构筑在相关图籍或他人的描述上。这件《西湖十景》卷，为南巡出发前夕，臣工提供给他各式江南旅游信息的例子。

《西湖十景》为董邦达（1699-1769）所绘制，虽名为“十景”，画上却标出五十四个景点，将西湖可游处扩增五倍以上，实为“招游”之作。 乾隆皇帝在南巡前一年（1750）的题跋，显示此图的确挑起游兴，让他打算于明春南巡时亲自感受久闻的西湖之美，印证实境与画境。诗句中流露出他对游览西湖的期待之情。

“携行”之作

乾隆皇帝南巡时所赏鉴的书画作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量最丰。

除依时间展示六次南巡所携作品，同时亦依巡行路线来呈现乾隆皇帝如何搭配景点，挑选与当地作者、风光或故实相关作品加以吟咏的旅行鉴赏模式。此外，通过乾隆皇帝屡次携行的作品，呈现出他经常对相同作品或主题重复吟咏，为不同时期留下纪录的特殊鉴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