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学生远足合影于长城脚下

左三为柯树平

这15通信札，和《熊十力全集》的同类信件一样，都没有注明写信年份。根据内容初步判断，绝大多数信函写于抗战后至1949年间。彼时熊十力两次入川，辗转多地，颠沛流离，生活拮据。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感情，他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可以说，这一时期，恰是熊氏哲学体系充实、发展并日趋完善的时期，也是他在国内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已被学界公认为其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与此同时，柯树平则随教育部由北京一迁再迁，经长沙、汉口、重庆，再由重庆迁至青木关。抗战胜利后，短暂回京，因时局变化，由京经沪、穗、渝、蓉，多次辗转。1949年12月由成都新津机场，飞抵海南三亚，经海口去台。

这组尺牍来往于纷飞战火中，纵览全部信札，仍能较为清晰地显现几条重要线索，它们事关学术史、出版史和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