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冕致孙星衍手札

亦可见其用心之细节。唐仲冕虽与孙星衍年岁相同，却十分敬佩孙氏学问，《陶山诗录》卷十三《孙渊如观察六十》开首即曰：“我与公同岁月生，公先七日当为兄。科第官阶皆过我，此而歆羡犹俗情。古人道重三不朽，学术文章公独厚。”同书卷十八《輓孙通奉渊如二首》中，又有“廿载知交远倍亲，曾筹买屋作比邻”之忆，可见两人交情，故其不仅为光宠新修前贤亭墓，专札请孙氏题写，并且在辑刻唐寅诗文集时，也得到包括孙氏在内的诸多友人的帮助，《重刊六如居士集序》中，记该集汇编时，“补之以家藏山水画端诗，阮中丞元、黄司马易所藏墨迹，王太守文治、邵茂才騄、赵上舍辂、魏茂才标所见诗篇；且刻其制艺、画谱，而孙观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诗一卷，韩封君是升有明天启间周廷简所临画像题跋，并採录外集，都为十六卷。遗文轶事，亦稍蒐罗矣。”而《故宫藏黄易尺牍研究》所收唐仲冕致黄易《企怀》札，又恰为唐氏商借黄易所藏“六如小像”，欲请人摹刻，刊于唐寅遗集卷首者。连前述吴骞《拜经楼诗集》中，也有《昔金粟山人以唐六如写秋香小像见遗，受而藏之笥几三十余载矣。顷陶山明府重葺桃花庵于吴下，爰以像归焉，且属摹勒于石，以垂佳话。戏占二绝》，当年名士风雅、文人交谊，皆由此得见一斑。

虚斋所藏历代名画，既富且精，又先后有《虚斋名画录》（1909年）及《续录》（1925年）刊行，遂广为世人知重。虽两书“凡例”中分别说明：“其历代名人书迹，亦多精品，异日当另置一编，以供艺林赏析”，“敝箧所藏便面，自明四大家至国朝六大家，以及汤、戴，无不备具，计画箑六十四册，书箑十六册，当另为一编，异日续出。”惜最终皆未见其著录成书，故历来研究、鉴赏各家，多以虚斋藏画为说。然庞氏所收中，确亦有书迹名品，吴湖帆《丑簃日记》（收入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民国廿二年（1933）六月三日就记：“访庞虚斋，获观董文敏《秋兴册》、吴云壑诗《天马赋》残卷、赵松雪书《张总管墓志》真迹及元五家书札卷，五家者，赵孟頫、张雨、杨维桢、倪元镇、顾阿瑛也。”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所刊张葱玉先生日记残稿1941年6月23日条下，也曾记：“谒虚斋，出示吴琚杂书卷，云林诗翰卷，元人五诗三札卷，俱尚佳。”而从张氏1939年5月16日所记“友庆来，持去乾隆间人手札十许通，以莱翁欲购也”，更可知彼时庞氏仍在搜求清人手札。

其实，当时张葱玉先生自己也对名人手札有兴趣，不过好像更偏好宋元及明代，当然价格也不菲，其日记残稿1939年11月17日就记：“友庆为予作缘，以四千五百元得欧阳文忠《灼艾帖》、富郑公《更事帖》，俱北宋名迹，吴中费屺怀太史家物。”1940年2月4日：“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影本，索值二万元。”同年2月12日，“与芹伯父赴博山宴，观黄跋书数种，明人尺牍百许页；又元人郭畀（天锡）画竹卷，有清纯庙御题，甚佳。予颇有欲炙之色。”博山即民国间著名藏书家潘承厚先生，其所藏历代名人尺牍手迹，亦多精品，并辑印《明清藏书家尺牍》《明清画苑尺牍》等。

庞氏还曾收元代赵孟頫书《湖州妙严寺记》卷，张葱玉先生《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5月标点整理本）中有记：“费氏物，后归虚斋。景贤借去不还，后售于蒋氏，谷孙以之归于余家。寻悔之，更赎还；又售诸徐氏，复归于谭氏。”此卷在虚斋时，曾摹刻上石，嵌于庞家南浔旧宅宜园廊壁，而原迹最终流往美国，今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197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江兆申先生过目之后，特别指出：“赵松雪字不宜刻石，因用笔圆劲，两锋着纸，如蜗涎缓行，触处生辣。一经翻刻，便极圆弱而失其神采。”正好回答了明人何良俊的疑问：“赵集贤学李北海书，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谓妙绝；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而晚清金石碑版鉴赏名家王懿荣，在获观和《湖州妙严寺记》齐名的另一赵书名迹《胆巴帝师碑》卷后，则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自宋刻唐摹诸晋伪帖起，后贤相承以函札体入碑版，数百年不变，唐法尽失。赵、董为两代宗工，能转移风气，然所作碑版，仍函札书也。凡函札书最贵墨本，其字里行间，波折起伏，浓淡之际，具有墨采流露，犹文家所谓笔玅，非木石刻本之所能传。故论赵、董书者，求之刻帖中，相去则万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