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黄地珐琅彩牡丹纹碗

康雍乾三朝的鼎盛诞生了瓷胎画珐琅装饰艺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给材料成本高昂的珐琅艺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瓷胎画珐琅装饰艺术也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研究认为：“从晚清的大批遗物来看，在器体庞大、粗制滥造方面确实扩大了乾隆时期的弱点，画珐琅终于走入歧途，日趋衰落。”

康熙画珐琅弱点是质料不佳

未完全形成独特风貌和风格

杨伯达的研究显示，康熙款画珐琅誉满中外，存世稀少，故宫博物院库存亦不过三四十件，其器形小巧玲珑，有盒、炉、碗、瓶、水盂、杯盏、花篮、鼻烟壶等十几种。这一类画珐琅比较接近当时的镀金工艺、掐丝珐琅、料器和早期粉彩，不太像我们过去所常见的画珐琅。它的弱点是质料不佳，珐琅彩地的表面气眼密集，光泽幽暗，色彩晦涩，款识虽已出现规格化的苗头，但在用色与书体上仍多变化，似未形成统一的作法。这类画珐琅的形体都较小，是为了珐琅便于烧结并附着在器胎上不致脱落。按工艺生产的一般规律判断，这些现象标志着这批画珐琅尚处于制作的早期阶段，技术上比较原始，还未完全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和风格。

据资料显示，康熙时期造办处珐琅作的画师除在造办处供职的宫廷画家与西洋画师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广东的铜胎画珐琅匠师，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制作，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

史料显示，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

各地绘画人才纷纷被皇帝召进造办处供职，包括法国艺术家蒋友仁、王致诚和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等。他们把当时风靡欧洲的巴洛克艺术的繁缛富丽风格带到康熙珐琅彩瓷的装饰上，这恰好也迎合了清宫讲求盛大华丽的装饰要求。需要注意的是，康熙年间所绘图案纹饰与同朝代的其他瓷器彩绘不同，多为华美端庄、质感厚重的图案式花卉，纹饰以牡丹最多，其次为莲花、梅、菊、宝相花、罂粟及石竹、绣球等，这在以往的陶瓷纹饰中是罕见的。这个时期装饰的最大特点是主要采用平面图案化装饰，只见花卉不见鸟禽，更无山水人物，有些图案的花心内篆“万”、“长”、“寿”、“春”等字寓意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