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星近照

在我国古代，书法很少作为专业的艺术门类而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和书写者的身份相辅相成。历代的文学家、诗人、学者、士大夫，往往都写有一手好字。当然，兵家之中，字字珠玑者，亦是代不乏人，如岳飞、戚继光等。书法史上，更有另辟蹊径，开一代书风如王右军、颜平原者，因操守、性情、书艺和业绩卓著，甚为后人称道。跨越数千年，看今天的书坛，日益繁荣；绿色军营里，李金星将军就是一位善书者。

客观地说，书法不是李金星的主修，他从军四十余年，从士兵到将军，又较长期在军师职岗位上工作。其书法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铁杵磨针的坚持、水滴石穿的累积而获得成就的。他擅长楷书、行书和草书。仔细欣赏，还颇有一番韵味。

李金星的书法其整体风貌可以雄浑豪放概括，用笔老辣苍劲，是以柔毫显现铿锵的典型。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早已把书法文化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军人的坚定信仰、钢铁意志，军旅生活的长期历练、训练有素，怎能不对其书法有所影响。比如西汉初年的萧何已经把书法和军事进行了联系：“夫出势法，犹若登阵，变通并在胸前，文武贵在笔下……每欲书字，喻若安营扎寨”（清 冯武《书法正传》）。李金星长期来在军事政工岗位上任指挥员，执勤处突摆兵布阵，要将所辖将士思想高度协调、集中，这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道理并无二致。观李将军书作，真有安营扎寨之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气势恢宏，章法和谐。

很显然，恢宏与和谐并非与生俱来。实践才出真知，谋划方有收获。孙子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计篇》）孙子明确指出，作战需要“算”，多算胜少算，不可无算。后来所谓的“无意于佳乃佳”，不过是个结果罢了。提前是否“算”了千百次，从东坡对“胸有成竹”者文与可的赞赏便可得知。李金星的作品也是这样的。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布局巧妙，一挥而就之下，俯仰虚实，尺幅千里。到清代书论家刘熙载这里，孙子的理论得到回放：“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形篇》）。同时，刘熙载借题发挥：“此意通之于结字，必先隐为部署，使立于不败而后下笔也。”（《艺概•书概•体势》）李金星以此指导书法创作，避免了单字的聚墨成形，信笔为体的绝对自由，也避免了章法的散乱。其作品往往笔力千钧，气贯长虹，所谓“意在笔先”的娴熟展示，“上兵伐谋”的游刃有余，在此以“违而不犯，和而不同”恰当地做了注脚。

军人讲究“士”气，挥毫亦求“势”气。观李金星的作品，其大字浑穆，气势开张。这与他深厚的魏碑根基和对颜鲁公作品的多年研习密不可分。他将魏碑的恣肆、险绝，与颜鲁公的厚重进行糅合，而产生了无愧于时代的新面貌，其字体介于行和楷之间。他以为，要实现这些，“势”尤为重要，得势者其书不靡。康有为言：“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中郎论九势，卫恒论书势，羲之论笔势。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家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已操胜算。”康氏上溯古人，把书法大家蔡邕、卫恒、王羲之的言论以及兵家、拳家的倾向进行整合，发现“势”在必行。李金星集文武于一身，洞若观火，终有所成。

李金星的书法尤以行草见长，其作品多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式的潇洒和豪放为主基调，但也亦有真情实感温婉的表达。掩映明灭，斗折蛇行，既有犬牙差互之交错，又有行云流水之气韵。其运笔以正锋为主，正锋与侧锋交替使用，更耐琢磨。其实，他对王羲之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王氏《题卫夫人后》（传）有言：“夫纸者阵也，笔者刀鞘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看似充满杀伐之气的论述，恰恰是为了尽量减少伤亡。谁无悲天怜人之心？心里释然，行笔自然悠远蕴藉。

好的书法作品，书写的内容和作品的风格是契合的。李金星喜欢选取革命导师诗词名言、先秦诸子名句，优秀的古典诗词以及符合军人时代精神之言语，假笔墨赋以更为丰富的美感，追求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当然，技进乎道的底气源于不断地学习。除自修之外，他先后还在河北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学习深造，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在稳步提升，怎能不对其书法作品的进一步升华产生正相关的联系呢？

总之，李金星的书法似风樯阵马又不失侠骨柔情；痛快淋漓亦不乏肃穆厚重。他拢得住气，行得动笔，抒得了情。其书法既是“散怀抱”的自我展示，又符合“强军梦”的时代脉搏。如果说毛笔为秦将蒙恬所制，那么，自此之后，兵家上马戍守轮台，回营挥毫遣兴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李将军书法真真正大气象，笔者谨以此文，写出一点观感，以飧读者。

（本文作者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