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硕

今年恰逢近代画家潘天寿诞辰120周年，知名艺术评论家、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何怀硕前不久就此撰写了解析潘天寿“强其骨”思想与何以坚持“中西绘画拉开距离”的文章并寄予“澎湃新闻”，保持着其一贯的犀利与对中国文化的忧思，读后让人深思。

何怀硕认为，潘天寿曾在1956年说“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空谷足音，在今天，更是绝无仅有。他的可贵在于当时是大交流，大折衷，甚至是重洋轻中的时代，他老早预见“融合中西”会一步步发展而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中国绘画的根基便将动摇。潘老的远见，出自他对中外美术的研究，以及他对不同民族文化中的绘画有深刻的理解：“东西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间，这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然而决不能随随便便的吸取，不问所吸取的成份，是否适合彼此的需要，必须加以研究和试验。否则，非但不能增加两峰的高度与阔度，反而可能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各自的独特风格。”

从自卑到自弃

19世纪以后，称雄于世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受到以科技力量崛起的西方近代帝国主义的冲击与侵凌。从此在中西全面接触与争战中节节败退，造成吾族近二百年来的屈辱与自卑。中西文化对峙之中，中国文化何去何从，不外有三条路：死守传统；全盘西化；中西融合。第一条路，自我封闭，是绝路；第二条路，改变文化宗祧，弃华夏，就泰西，这显然不应该也不可能；似乎只有第三条路稳妥可行。其实自古国族间在文化上互相学习、互相汲取，互相融合，多有佳例。异文化间的交流，不但不叫侵略，而且是文化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从食物、工具、技术到制度，思想的交流，中外互补互利的史实，可谓不胜枚举。清末民国初，为“迎头赶上西方”（孙中山语），由公费与自费到欧洲或日本留学者络绎不绝。涵盖科、哲、政、社、经、天文地理与人文艺术，文学、教育等等，青年学者跋涉重洋，都因为近代中国的衰败，在自卑的痛苦中要发奋图强。为了国族的救亡图存，有明智的认知与爱国的热忱，并不在为一己的荣华富贵。这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青年普遍的抱负。

文化的范围很广。知识、科学与技术，有客观的普遍性，为人类普世智慧的业绩。其间较没有民族性的隔膜与壁垒，可以交流、互补而互相促进。而文学艺术，乃文化的民族主义所产生之主观创造。虽亦有立于共通人性之主观的普遍性，可以穿透国界，可以使古今东西人类共鸣。但因民族精神、语言的不同，以及艺术表现方式各有其独特性，所以文学艺术各国各族是“和而不同”，呈现五彩缤纷的多元价值。因为民族特色重点在于差异，差异乃极珍贵之价值所在，不能强求其全球趋同。进一步言，文化喜欢交流，却最怕同一化。即以法政、社经而言，虽有其客观的普遍性，但各国各族之交流、借鉴与引进，尚且必须配合国法民情，不能生硬接合，照搬硬套；文艺美术，更不可能归于大一统而“全球化”。因为中西艺术各有不同之基础与“极则”。自古以来，希腊之雕刻，罗马之建筑；英国人擅水彩，法国、荷兰等善油画；中国、印度，东方各国，各有与西方不同的绘画。大不同于经济、商品市场可以全球化；艺术文化的全球化，即去除民族特色，会因彼此雷同而疲乏、衰竭以至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