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潘天寿谈艺录》中记载德国东方美术史家孔德氏，通华文华语，当年（约1935年）曾来华考察东方艺术，住杭州殊久。曾多次访问潘老。伊曾谓中华绘画为东方之代表，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形式与地位，至可宝贵。当时的时代风气，多倾向西洋画，致国立艺术学府之杭州艺专，竟无中画系之设立。至可惜也。潘说：“孔氏之语，是极公正之批评，亦为极诚挚之告诫。”潘老留下来不论著作、谈艺录、论画残稿，可以看到这一位书画家、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人。而且，他的爱国、爱民族，宝爱中国文化传统的情操，在在都令人感动。连美国中国美术史专家高居翰也特别赞他坚贞傲岸。

在20世纪中国画坛诸大家中，因潘一生献给美教，上世纪文化大运动中又受苦，未能尽其才，作品不多。论画的成就，虽潘老不算最高，但在书法、诗、篆刻与美术史、论上的成就潘老有总体的优胜。其间书法、篆刻与诗，吴昌硕与齐白石可称前辈。其他诸大家在书法、诗文、篆刻上，都大不及潘老修养的广与高，这是他“强骨”之条件之一。他坚持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的那根“脊梁”，一生不悔不移。此外，在他青年时代1919年那个激烈反传统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以后，他亲身的遭遇，激发他觉得应挺身而出，捍卫他认为应坚持的所谓“极则”。勇气也非他人所有。

从陈永怡编着的《潘天寿美术教育文献集》，可以明白潘天寿艺术思想成长发展的梗概。早在1915年18岁，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第一师范赴杭州。一师是当时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论是校舍规模与师资阵容，当时都属第一流的学校。经亨颐、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汪静之、李叔同、姜丹书等，这些民国时代的俊杰，给潘天寿中西艺术、艺术教育、文学艺术的真谛，健全的人格等各方面的熏陶，奠定了他一生艺术与教育事业深厚的根基。一师毕业后，在母校任国文、算学、图画教员。1923年在上海认识了吴昌硕接受了他的褒奖和戒勉，醍醐灌顶，一生难忘，受用无穷。同年，经友人介绍到上海美专讲授中国画技法与中国美术史，与诸闻韵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画系。1926年他的《中国绘画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才29岁。他与当时有盛名的陈师曾、滕固，是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先行者。

1928年，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国立艺术院在杭州成立。潘天寿受聘为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兼书画研究会指导教师。当时创校口号是“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不久，将西画系与国画系合并为“绘画系”。此时普遍有“以西改中”的思想。从清末到“五四”以来，康有为、陈独秀、吕澄、蔡元培、徐悲鸿、林风眠、吕凤子……等许多先辈他们的思想、主张不尽相同，但同为“救国”，都一致倡导认识新时代，重估旧传统，在这共识之下的时代风气，对传统文化相对地限缩、压抑。“绘画系”中，西画与中画教学时数悬殊；西多中少。潘很担忧学生传统根基太薄。十年后，到1939年，在滕固校长支持之下，中西画再恢复分科教学。潘任中画主任，并于二、三年级分成山水、花鸟、人物专业授课。

今天来看美院教学，在中画方面，分山水、花鸟、人物三科，其实不妥。在我30年前的文集中，曾有文章论及，此处无暇谈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潘老不擅人物之故，分科教学，他比较能得心应手。另一方面，我以为潘老另有原因。因为当时中西画时数悬殊。西画有素描、水彩、油画；中国画若不分科，教学时数便不能与西画平衡。为不使中画成为弱势，所以分三科教学，使课时与学生数增加，中画才可免于萎缩。或应同情的理解，潘老用心良苦。但后来一直分三科，便没有道理。我认为应培养一个学生会画画，而不在只会画一种题材。至于后来成了画家，有所专擅，那当然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潘天寿并不是“国粹派”，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很有认识。最初赞同中西画的“混交”、“结合”，可以“产生异样的光彩”。但1936年之后，他在《中国绘画史》附录的文字中已改变观点，认为“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是以损害两方绘画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1950年杭州艺专改名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潘老又受到冲击。美院领导江丰，认为政治第一，艺术要为政治服务。因为“中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认为油画才有世界性。中画改“彩墨画”，教学时数又大减。中画又一次挫折。1957年，在《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一文中，有进一步明晰的表达他对中西绘画的看法。“东西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对峙于欧亚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这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决不能随随便便的吸取，不问所吸收的成分，是否适合彼此的需要，是否与各自的民族历史所形成的民族风格相协调。……否则，非但不能增加两峰的高度，反而可能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风格。这样的吸收，自然应该予以拒绝。拒绝不适于自己需要的成份，决不是一种无理的的保守；漫无原则的随便吸收，决不是一种有理的进取。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中国绘画如果画得同西洋画差不多，实无异于中国绘画的自我取消。”

很明显的，潘天寿维护中画的独特性，强烈的决心，说出“中西绘画应拉开距离”这句名言，不随潮流的大勇，原因在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对传统的轻蔑与批判，对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狂热崇拜，造成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急速的萎顿与消亡。在工业与社会制度等方面追随西方犹有必须，在艺术与文化上自我放弃，则无异灵魂的丧失。潘天寿的坚持与苦口婆心的呼吁，还是很难抑阻西潮的泛滥。今天来看全盘西化的“当代艺术”已堂堂正正进入我们的美术校园、美术馆、画廊、拍卖公司且扎下了根，中国画坛自我完成被“当代艺术”殖民化的目标。维护民族的大无畏精神，七十年来没有第二人可与潘老结盟。文化的“强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