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传统的“博物馆”概念源自“Wunderkammer”，其意为珍奇屋。文艺复兴时期的藏品由私人“策展”（curated），策展者同时也是珍稀植物或原始艺术品（indigenous artifacts）的藏家。这些藏品被捐给博物馆后，就逐渐向公众开放。比如汉斯·斯隆爵士和伊莉莎·阿什莫林就曾将各自的收藏捐给了现在的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规模相当小的私人宝库演化成了巨大的公共空间，频繁造访此处也成了个人和机构的习惯——想想看学校组织的实地考察，以及每年公众假日的定期参观等等。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被塑造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现代教堂。确实，深广的建筑，供人沉思的宁静空间，离开现实生活的短暂停留，被某些艺术作品激起的超验感受（the sense of transcendence）——这一切都加深了我们对博物馆的神圣印象。

托马斯·科伦斯（Thomas Krens）是古根海姆基金的前任主席，他讲到自己初见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时，提及了建筑给他带来的迷醉感。弗兰克·盖里所设计的银色建筑形体高耸入云，他希望能借此再造13世纪法国农民面对雄伟的沙特尔大教堂时所感到的敬畏。这些人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超过两层楼的旅馆，站在教堂前时，他们目瞪口呆——科伦斯将沙特尔大教堂描述为“拔地而起的巧夺天工”，是“为激起人们宗教情感而精心设计”的建筑。

某年圣诞节，我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美术馆经历了属于我的美之迷醉。当时，我正欣赏着珍妮特·卡迪夫（ Janet Cardiff）的作品“40声部赞主歌” 。作品由一组扬声器构成，放置在重建的里多街教堂内。这漂亮的19世纪教堂曾是某间修道院的一部分，1972年被拆除，80年代末又作为永久展品重建于国家美术馆内。

绕着扬声器走，晶莹剔透的声音从中响起，醉人的唱诗班音乐充满了整个空间，人声接连回响在大厅之中，我听着，感动落泪，旁若无人。对于和我一样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构成了在寺庙或教堂中经验的“神圣邂逅”（divine encounter）的当代版，是我们在博物馆中寻找的“奇迹”。

当然，不是每座博物馆都有能力唤醒类似的宗教体验，但好的博物馆仍能讲述唤起公众好奇心的故事，吸引并鼓励他们深入探索。我喜欢把这些博物馆比作我最喜爱的高中老师。他会想方设法，通过幽默和个人魅力，让数学看上去很有意思。但在中国，我们遇见的更多是“脾气粗暴的老教师”，他敲打着我们的关节，仿佛在说：“这是我高贵的收藏，特许你看一看。”抱着这一态度，许多博物馆就脱离了群众，浪费了宝贵的教育机会，也没能和一代代人建立深厚的联系，让他们未来一直会走进博物馆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