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是一个大才子，其才华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广为人知。《曹植传》称他“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其三十一岁时写就的《洛神赋》，以区区九百字，把一位诗人和洛水女神的爱恨怨愁描绘得如梦如幻、淋漓尽致，以至于千秋传诵。

如此一个才子，何以在刚过不惑之年就郁郁病逝？历代文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并把曹植之死归咎为其兄曹丕的嫉才妒能上。其实，客观评价曹植英年早逝的原因，其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曹植有文才，但当时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干才，是能够继承曹操统一大业、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管理人才。而在曹操诸子之中，具备这样能力的非曹丕莫属。曹植即使有继承王位的想法，也根本竞争不过曹丕。何况曹植要想从政，就必须遵守规矩，接受朝廷的约束，但他在这方面恰恰弱智。

曹植的悲哀，不仅在于其政治上的低能，还在于他始终都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动不动干政议政，指东画西，甚至“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如此一来，怎能不触犯朝廷大忌。

曹植生前已经能够认识到，自己一迁再迁，越迁离国都越远，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回归国都、再进朝廷的理想却始终没有破灭。所以，在他决定依鱼山为墓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墓向设计为坐东朝西，而不是一般人那样坐北朝南。他把墓葬面向西方，就是要面向自己的国都，面向魂牵梦绕的洛神之洲。

曹植错在他的任性而行，但其饮酒不节也实属不该。早年，他曾以才华博得曹操的喜爱，曹操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甚至有意废长立幼，欲在政治大业上委以重任。曹植“生乎乱，长乎军”，也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心。他曾渴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更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然而这一切，却因他的“饮酒不节”而付之东流。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植与杨修醉酒后乘车行驶道中，私开司马门。曹操得知此事后大怒，将负责司马门的公车令处死。不久后，杨修也被杀。为警告曹植，曹操下令禁止诸侯与外人交结往来。这件事，使得曹植渐趋失宠，政治前途变得渺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襄樊，曹操决定以曹植为南中郎将去营救曹仁。但是，曹植因为醉酒不能受命，让曹操深感失望。曹操派遣曹植去襄樊营救曹仁本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役，曹操希望以文采见称的曹植获得军功，但曹植因为醉酒而辜负了曹操的期望。自此，曹植再也得不到重用。

公元220年，是曹植命运的分水岭。这一年父亲曹操逝世，兄长曹丕继位。曹植失去了庇护，他由父王的宠儿变为时时处处受到监视的皇帝的政敌，由“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公子成为“颇有忧生之叹”的罪臣。

在当时崇尚饮酒的世风影响下，曹植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件陶耳杯或许就是他日常生活的写照。他借酒广交才俊人士，借酒倾诉离愁别恨。酒为他带来了豪气和才情，使其创作了许多“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作品。然而，酒也带给了他诸多麻烦，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更使他在后半生过着“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生活。

中国人对茶的认识，是从食用和药用开始的。最早利用茶叶“系咀嚼鲜叶，生煮羹饮”，“啜其汤，食其滓”，犹如今人煮菜汤，故有茗菜的说法。《晏子春秋》有载，“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菜而已”。《晏子春秋》系后人收集晏子遗事写成的，是说晏婴在齐国为相时，吃糙米饭，烧三种禽鸟、五种蛋以及茶菜为食。

这种原始的用茶方式，在我国某些地区仍有遗留。现今云南西双版纳州基诺山当地的基诺族人仍有以茶为菜的习惯，他们外出打猎或劳动时，带上几节竹筒饭，饿时在野外生火，采集一些鲜茶叶，揉碎后并所带干粮和食盐置于竹筒中，引山泉水煮之，即可食用。另外，在湖南省的桃源县，当地农民有将茶汁和果仁、豆子等混合在一起碾碎后熬汤喝的习惯，名之“擂茶”，亦是以茶为羹的遗风。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食茶之初无定器。作为食器的釜、罐，作为酒器的碗、耳杯等都能被当做茶器来使用。

酒让人狂，茶使人静。倘若子建少饮些酒，多饮些茶，或许会是另一种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