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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郑振华先生的章草作品:从古道 向今原(图)

2017-06-26 08:08 文章来源:新民晚报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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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华先生章草作品《金人捧露盘》郑振华先生章草作品《金人捧露盘》

掌中一把折扇,上有郑振华先生以他最擅的章草书录的拙词《金人捧露盘》,词中咏叹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郑先生精研书道,亦淹通戏艺词理,其章法之建构、意境之渲染,正与剧情与诗意匹配,岂止匹配,更是一种发扬,使人愈能透过笔墨,先是体察剧中人的无奈境况、剧中事的无尽凄凉,后是体验那股亲情的暖意,犹似寒冰坚石深处的温泉,纵被遮挡,终会现于眼前,丝缕绵延,袅袅不绝。

极易而极难、极简而极繁、极软而极硬、极浅而极深、极具实而极超拔……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能当得起无穷的正反两义,在中国人精神外化的载体中,大概惟有书法这一种罢。既然如此,大可以见仁见智、各取各需了——有人只把书法当一项技术来习练,有人则把书法当一门艺术来创作,有人更把书法当一种哲学来参悟,就如康有为所说“书法亦犹佛法”那样。总之,技术性也好,艺术性、哲学性也罢,各以为是、各以成理,委实无所谓高低上下之分的。但我以为,若能以艺术性为中心,将三者合一,便更全面、更通透、更深远而更合人心。这是因为,艺术生来处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是生活与思想的媒介;人之所以创造艺术,就是藉此实现自我,获得在两极间的平衡与自适。换言之,艺术是感性与理性互见互生、共同升华的灵媒。由此,我可以通过对郑先生书艺的欣赏,略见他于思想的观念、对生活的态度。朱光潜先生依据安顿自我的方式,将世人分为两大类——演戏的和看戏的。演戏的总要把自己抬出来,令世界发生变化,此类对应儒家,譬如秦始皇;看戏的总爱把自己搁一边,看世界发生变化,此类对应道家,譬如庄周。还有一类,他们同时在看戏和演戏,但朱先生没有确指究竟是哪一类人,我倒觉得,他们大多是作家和艺术家,譬如李白、曹雪芹或齐白石。闻郑先生最是勤勉刻苦,幼时习书不辍,青年身健气盛,常因忘我灯下而不觉达旦,中年虽事务倥偬,仍每日修炼至少一个时辰,始终保有格物致知的儒家进取精神;其书崇尚自然,追求淡泊无为,尤其是近作常令人感其高古旷远之气,具有返璞归真的道家超脱思想,当可归入第三类人罢。观其书作,果然既有回归东篱一方之感,又有往行莽原千里之意,每番印证,我总能会心于稼轩《兰陵王·赋一丘一壑》的末句:“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于是点头,莞尔一笑。

若欲察成之缘故与奥秘,必从人与事两个半面着念。我想,郑先生之所以擅章草,一半源于自身生就的性格。有道是“书如其人”,自当包括其人对书体的选择。章草被公认为所有书体中最难为者,难在其波磔迂回,须有古意;而跳跃映带,须发今思,惟有将两者高度融合,并个性独到地体现在结字、线条、墨色和章法诸方面,方成一幅好字、一位好书家,正如郑逸梅先生的理想:“没有一笔不具古人面目,没有一笔不显示自己的精神。”这就要求书家的个性之中,不仅强韧坚执、万念皆归一意,且须兼收并蓄、一洋可纳百川。郑先生除主临《急就》《月仪》,研读《出师》《平复》外,亦着意从篆留摩崖以及古砖、古陶、古印文中汲取精气,致力将其线条、笔画、结字的古拙之意入乎其内、发乎其外;更对魏碑唐楷以及怀素张旭、山谷枝山的草书诸贴参详透彻,并以“二王”之气相连续、相通贯,经四十年终得大成。郑先生用笔中锋主导,侧偏时现,方圆道法自然,于是在总体凝练苍莽中发出丝丝的真趣;其用墨丰润主宰,枯涩相间,墨晕粘连自如,于是在总体华滋饱满中透出凛凛的风骨;其章法象在心内,因势生变,主客动静谐和,于是在总体正欹辩证中焕出生动的气韵……陆康先生评其作为集金石、书卷、雄浑三气于一身,我意则如一位着布衣、佩利剑,独自行走在莽原的大诗人,实乃语异而旨同。总之,郑先生以强大的思想张力与充沛的情感活力,显示出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获得自在的无限可能及千姿百态。然而这种思想张力和情感活力,平时并不显露,俱被包裹在宁静谦和的外貌与稍嫌木讷的谈吐之内。这种包裹非刻意为之,而是天然成就的,像这样的艺术家往往拥有超乎寻常的能量,好比剑在匣中,一现便可惊人;又如一个好的京剧演员,台上光彩四射,台下收神敛息,轻易就遁入了芸芸众生。有道是人释放美,美也将人释放,但只在书法里,尤在章草里,郑先生将自己的美释放出来,并通过这种美,将自己再度释放出来……

郑先生之所以钟章草,另一半源于章草自身的能量。众所周知,章草处于上承隶书、下启草书的演化期,但其功成之后,并未身退,而是自汉魏而两晋,而唐宋,而明清,直至现当代,历代书家佳作虽少,却是绵亘不绝。此中道理,不是一句难为所能了得,更有详参深研之必要。若将书体的演变,比作一匹良骥从起步到疾行以至凌空腾跃,那么章草好比其间缓步慢跑的一个过程。大凡物事之变、量质之化,均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之被看重、被摹仿、被自觉地沿承和创造,其深意必是人之理性本能对于痕迹的追寻,又是人之感性本能对于艺术的渴望,两者合成,堪为一理。无论整体还是个体,人总是从生活出发而至观念和思想的,前者犹如良骥之起步,痕迹过多,难以梳理;后者好比良骥之腾跃,痕迹几无,难以把握。而艺术恰恰介于其间,介于“痕之过多”与“痕之几无”之间,因而能将受感而自动的心灵变化及其行为变化的过程,一点一滴地予以揭示、一丝一缕地予以展开,细细观之,即可明了“人之为人”的历程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历程。正是在这一过程里,艺术家拓疆开土、探奥取妙,姿态腾挪有致,大小变幻无限。由于必须借助技艺表达思想、借助作品表达生活,因此艺术家绝不仅是从艺者,而且一定是思考者和生活者——这与前述书法的艺术性、技术性与哲学性的合一,是对应的。

另外,以我浅见,书法还有与其他艺文之大不同处。其他艺文,无不需要他者的欣赏,最好得到评价方可完成;书法却不一定非要接触他者,更不用去求别人的意见,一切在书家本人身上即可完成。换言之,书法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审美形态,其技术性与哲学性都支撑着这门艺术的自足性。顺便提一句,这种自足性,与郑先生内敛返中的个性,恐也有契合之处。自足的堂奥,不在于释放,而在于控制、对自我的控制——在技术上是控制手、控制笔墨;在艺术上是控制观念、控制情感;在哲学上是控制思想、控制灵魂,然后注向笔端和墨迹。这种控制,不仅包含书家对自我的控制,而且自然完成了自我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控制。这便是当代性、从不需要别人识别和认同的当代性。它与古典性、个性一起,成了一个完整的书家及书作——这与前述书法家作为从艺者、思考者与生活者的合一,是对应的。

于是,在一幅好书作里,比如在这把题京剧《四郎探母》的折扇里,必有一条古典与个性交汇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我定能看到一匹良骥出现,由慢而快地朝我驰来、驰来。

风起田园向莽原,心生幽暖自坚寒。放怀席地因随性,落笔穿空恰等闲。 从古道,向今原,千年一霎即身前。此书可作掌中见,不使旁人任意观。(调寄《鹧鸪天》)

2015.6.16

原文发表于2015年7月11日星期六《新民晚报》C10版


责任编辑: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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