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牧图》136×68cm

艺术品不单单只是会给人们带来快乐和伤感。我们不能把艺术现象混同于日常生活现象。不能把审美简单化、低俗化。艺术品给人提供的快乐和伤感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般现象。这样的快乐和感伤可能只限于观赏者在观赏艺术品时的自我感受或为艺术品中的人或事而动情。似乎除了伤感和快乐之外，艺术品不会给人带来什么别的东西。我们看到，在很多时候，人们只要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心理需要就够了。有时候，人们之所以热衷于某些地方艺术，如某些地方戏剧，因为无论从剧情、演员富有挑逗性的表演技巧以及富有刺激性的台词等，能够极大地调动观赏者的情绪，充分满足人们寻求刺激的心理。在这里谈不上艺术的严肃性和高尚性。至于说艺术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一般人是不会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像不少佛教信徒那样，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佛学，不想弄清楚佛教是建立在怎样理论基础上的宗教，只知道求佛办私事。把寺庙当成世间的办事处，把佛当做办事处主任。由于信佛起因不正，去寺庙里烧香拜佛，往“功德箱”里扔点钱，就以为佛会见钱眼开而有求必应。“人们也很愿意崇拜某种东西，只不过很多时候他们选错了崇拜的对象。而这要等到后世才能得到纠正。在这之后，这种最初是由接受过文化思想熏陶的群体所给予天才人物的尊敬慢慢地将会变质，就像那些宗教信众对于圣人的尊崇很容易蜕变为对其遗物幼稚、可笑的顶礼膜拜。就像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会崇拜圣者的遗物，但对于圣者的生平和教导却知之甚少。许许多多的佛教徒对于佛牙、佛骨以及盛放佛骨的佛塔、甚至僧钵、化石足印或佛陀栽种的圣树等都一跪三叩，但却没有打算去透彻地了解和忠实实践佛陀崇高的教诲。很多人张大嘴巴、心生敬畏地凝视着、打量着彼得拉克在阿尔瓜的住处，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特的住所以及里面莎士比亚坐过的椅子、据说曾经囚禁塔索的在费拉拉的监狱、康德曾戴过的旧帽子和德累斯顿军械库留下的鞋子、歌德在魏玛的房子以及家具，连同这些名人的手稿。但是这些人却从来没有读过上述名人的作品。除了张大嘴巴呆看之外，他们做不出别的事情” （亚瑟·叔本华《心灵咒语》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很多时候，在不少场合中，人们对艺术的赞许，也只有寥寥的掌声而已。由于艺术家之间无法相互替代，因此，这个由心理特征构建的艺术品审美价值与外界任何其他价值观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一旦有什么艺术审美价值之外的价值观介入到艺术审美价值的评判中来，那将会对艺术审美价值造成损害。更不可以用艺术审美价值观之外的任何一种价值观去取代属于这个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有关艺术品是好的艺术品，还是不好的艺术品，是精细的、还是粗糙的，它们的存在价值只能用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来衡量。对艺术品审美价值的评判，要避免用民意测验的方式。我们应该客观地承认，而不是出于某种需要，在众多的人当中，真正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并不多。即使如此，那些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在审美评判的水平上也高低有别；参差不齐。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处在顽固地只认可其五官能感觉到的东西。对观念性的、心理方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是盲目怀疑，就是狂妄地否定。特别是对人类的艺术现象，就更是知之甚少了。艺术是怎么回事,多数人在概念上仍然是一片模糊。但是，在艺术品中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又的确是存在的。“没有一个人会否认这样一种事实论美学，或者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它的研究范围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那些审美价值问题——有关哪些艺术品具有审美价值，哪些艺术品不具有审美价值的问题——却绝不是这样一些研究所能够解决的。难道我们真的能够通过民意测验来确定究竟是达姆施塔特市的圣母像更有价值，还是德累斯顿市的圣母像更有价值吗？当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寻找审美价值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是当琼斯先生在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的时候出现在他的头脑里的哪些东西呢？当他观看阿尔罕布拉（Al ha mb ra）的时候被激起的那些肉体感觉与审美价值问题的关系是什么？史密斯先生究竟是更欣赏丢勒呢，还是更欣赏拉斐尔？他究竟是欣赏古典音乐，还是更欣赏现代音乐？或者他也许把爵士乐看得比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更高？从了解那些六岁的儿童怎样体验希腊艺术，或者从了解那些已经二十五岁，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尚未成熟的人怎样体验希腊艺术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得出某些美学结论吗？”（[德]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尽管如此，对艺术品审美价值的评判，很难避免地会掺杂着艺术品审美价值之外的形形色色的其他价值观。比如人们头脑中的那些世俗观念，那些由于某种利益需要别有他图的某些艺术审美价值之外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告诉人们，不要轻率地对一件艺术品做品头论足的事。我们应该做的除了认真了解艺术是什么、不断提高对艺术的认知能力之外，要对创作艺术品的艺术家的审美价值观给以尊重。这有利于观赏艺术品的观赏者获得在幻象中难以实现的心理愉悦和心理解救。这需要在对艺术品的真诚感悟中去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