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风》 136×68cm

艺术不是像说教那样把某个观点直截了当地表白出来，这也就不可能从艺术品中赤裸裸地看到艺术家的观点或艺术品所呈现的有前瞻性的审美价值。虽然艺术家的观点已经通过艺术品的创造而将他的观点浸注在艺术品的整体式样中给以客观化了。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艺术家对“梅”“兰”“竹”“菊”等这些自然界的植物做不厌其烦地、反复地关注和描写，并不是因为这些植物有多么高贵，多么出色，而是这些植物的自然属性在一些人看来象征着人类的某些德性。这些德性又被人们称之为“君子之德风”。而“梅”“兰”“竹”“菊”的生命状态与人类追求高尚情操的心理恰恰相符。它们便被称之为“四君子”。中国画家之所以经久不衰地通过艺术形式去描写它们，是出于对“君子之德风”的仰慕心理。从而使这种仰慕心理客观化。对“善”“恶”“高尚”与“低俗”，人类有着共同的界定准则。这个准则约束和规范着人们的言行。观赏艺术品的观赏者在观赏描写“梅”“兰”“竹”“菊”的艺术品时，同样地会在观赏时接受艺术品提供的有关人类道德品行的审美价值。这时，艺术家的态度就成了观赏者的态度。从而可能会经常提醒自己有必要遵循“君子之德风”而减少或停止不善之行。如果一个人对艺术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一件描绘梅花的艺术品，也仅仅是一幅梅花作品；一幅风景画，也不过是一幅风景画而已。他可能对一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出版的大美人月份牌年画更感兴趣。文学艺术的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推动社会变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革命文艺不单单只是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他还蕴含着革命理想以及革命的终极目标。在革命文艺作品审美价值观中体现的革命理想已经超越了革命群众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而升华到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高度。升华到所参与的这场革命斗争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从而使观赏革命文艺的观赏者在革命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感召下大大提高了自己的革命觉悟。在歌剧《刘胡兰》中有这样一段唱词“奔战场、奔战场打虎狼，为胡兰子报仇把敌人消灭光！”剧中国军大胡子军官就是敌人的代表。只有把敌人消灭光了，革命才能获得成功。《国际歌》第三段词这样写道：“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岂能容纳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鲍狄埃词，狄盖特曲。作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文艺家把源于现实的单个或多个事件经过精心处理之后体现在革命文艺作品里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革命文艺作品中所呈现出的价值观已经从有限拓展为无限。这样的革命文艺所具备的审美价值是有着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的。某些粗俗的艺术品（如果还能称得上是艺术品的话）并不都是色情的。这里是指那些把艺术日常生活化了的东西。艺术的使命并不只是帮助人们从现实生活中那些烦心的琐事中摆脱出来。当然，某些艺术品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果艺术仅仅是给人提供快乐和刺激，那么，现实生活中的游戏、旅游、看马戏团表演、滑雪、甚至酌酒、赌博、看恐怖片、以及某些色情的内容占主角的作品，它们同样可以给人带去快乐和刺激。我们是从人类的心理的整体结构去分析。这种摆脱只是初始的、局部的、暂时的，但它确实解决了人类心理表层的欲望和需求。这些迎合人们日常生活经验和一般趣味性的作品，是对艺术的简单化、庸俗化。它们所取得的效果，也不是艺术活动的根本目的。那些简单化、庸俗化的作品是不会有多少审美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