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题章太炎祭黎元洪文稿跋（1951年）， 台北历史博物馆藏

如果我们谈论书法史，尤其是民国书法史，不能不对一些被遮蔽的东西进行还原，我们可以高谈民国，但不能离开最起码的权威来近乎戏说民国。今天的我们，即使是对一些民国大人物的了解和认知都如此苍白，何况那些甚少提及的人物。

三是近些年的研究及收藏过于注重民国新派文人尤其是五四派文人的信札，而忽视旧派文人的墨迹。近年来的民国文人信札可谓炙手可热，片纸一张的信札，动辄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玩文人信札，实在已不是今天的文人所能玩得起的，而恰恰是一些不懂文或粗通文墨的土豪的游戏，这当然无可厚非。民国文人信札的被热炒，本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我们重视文化了，可是，从书法价值的角度来说，很多民国新派文人的信札可能有别的价值，但在书法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作为史料或历史边角料或许有所助益，但作为书法史而言，则不是主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要将民国文人尤其是新派作家的随手信札都列入书法史行列，那中国的现代书法史恐怕要全盘改写了。相反，那些真正具有扎实笔墨功力的旧派文人或碑学家的书法作品价格却羞涩得可怜，甚至无人问津。我近年来已很少逛琉璃厂，原因是甚少碰到心仪的旧东西，偶有一次，见到一件张伯英的对联，写得大气磅礴，一看标价，才几万块钱，而旁边的当代书法名家的作品却几十万之多，看了之后我心里很不舒服。张伯英是什么样的人物？当年北京城的很多招牌，如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牌匾，都出自于他之手，而今天，却已经差不多快要被遗忘了。张伯英当年还在北洋政府任过职，跟“三造共和”的段祺瑞一起打过天下，是对民主共和有过大功劳的人物，而且学问深湛，与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都有过密切交往，甚至还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民初“书法四大家”。今天很多书法家的那点三脚猫功夫，可能连张伯英的一个手指头都不及，却价格奇高。我真不是在推高张伯英。我想说的是，民国初年像张伯英这样的书法人物，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