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堂原田悟郎

更多文物是通过古玩贸易进入日本。早在1886年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他将浮世绘介绍到欧洲出售——就曾到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大量购买古董、书画艺术品并试图带到美国销售。20世纪前期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茧山龙泉堂的茧山松太郎、茧山顺吉，博文堂的原田悟郎、壶中居的广田松繁等也都纷纷前来中国考察、介入中国古董生意。1920年左右，在中国从事古董生意的日本商人约有50人左右，主要在天津、北京、上海，他们主要是进货卖往日本、美国。而一些中国古董商人也将藏品带到日本出售，如1912年留学日本的藏书家董康将在北京旧书店购得的“永乐大典”中的17册古籍卖给京都帝国大学等图书馆。

也有古玩商或探险家直接到中国城镇搜购文物，如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光瑞曾先后3次深入中国西北内陆从事文物盗掘活动，在高昌故址盗得墓志、题记12方（罗振玉《西陲石刻后录》、《海外贞珉录》）。日人江藤涛雄曾从西安古玩巨商阎甘园手中购买到大量佛教造像、瓦当等珍贵文物，近人张扶万在《在山草堂日记·民国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记载：“阎甘园家中观所藏石铜佛像，（阎）言六朝铜像，东洋人极重，高者可售万元，女像发髻工者尤贵。”

清朝官窑在日本一开始就被人厌恶。宋瓷对日本的收藏家而言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其历史渊源和茶道和文化交流有关。唐代，中国人的饮茶习俗传入日本。到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两国海上贸易繁盛，宋朝的瓷器大量运到日本。宋代文人审美趣味对日本影响甚大，龙泉窑、吉州天目盏、建窑油滴天目等简约秀美的瓷器也成为当时京都平安王朝皇室贵族与茶道、花道人士争相追求的珍品。这也称为日本主流收藏家对中国瓷器的兴趣在于宋瓷而不是常见的色彩绚丽的明清官窑作品。清末民初日本好古堂古董商中村作次郎巡游北京琉璃厂后曾感叹 “中国的旧货店虽然东西很多，不过适合日本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中国是个革命多发的国家，旧东西，如明代以前的陶器、宋元左右的好东西，日本反倒有，而其本国中国却甚少。当今北京那边的东西，主要是清朝的东西”，在他看来清代的东西过于艳俗，是“适合欧洲的东西”。

在民国初年的收藏热中，日本古董商在中国寻获不少宋瓷精华。龙泉堂的创始人茧山松太郎17岁其进入古董行学徒，1905年到北京一家饭店就职，业余抓紧学习汉语和古董知识，两年后辞职专门从事古董经营，深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购买古董。1908年他以1千银元买入的一件宋代龙泉窑青瓷鬲式炉以4千元售出，获得巨利，这让他敢于出高价收购重要古董，奠定了日后成为日本经营中国瓷器古董大商家的地位。1909年，租借北京崇文门内麻线胡同44号开设龙泉堂，经常在北京、东京两边跑做生意，主要是把从中国采购的古董带到日本再卖给当地的古董商。1916年在东京银座开设了店铺，坐镇东京直接面向收藏家开拓生意。早起日本国内对中国古董的需求主要在文房用品、香具、茶具等可以用文房、茶室的器具，侧重文人趣味，一战以后受到日本艺术家群体欣赏观念的影响，收藏家中也开始兴起购藏佛教雕塑、金石刻本、汉唐陶俑等的风气。

龙泉堂及山中商会在北京的分店一直延续到1945年，时间长达50年。他们除了从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购物品外，最大宗的购买，是直接参加从1911至1924年持续的逊清室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

另一古董行壶中居的广田松繁在1920年代末从北京的叶姓掮客手里花费两万银元买下南宋官窑三足香炉（现在多认为是在浙江老虎洞窑址所产，据说叶先生买进价格为一百银元），后以30000日元转让给三菱集团财阀家族的岩琦小弥太，入藏他们家族创办的静嘉堂文库。唐三彩也是日本藏家的一个主要收藏方向， 洛阳唐代古墓出土的唐三彩很快就被古董商贩运到东京，1927年华族会馆曾展出57件唐三彩，日本藏家纷纷购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