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数位艺术中心。（摄影/林怡秀）

边界搜寻

黄文浩从亲身经历开始，并自我定位，认为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自2006年筹办第一届数位艺术节开办，直到去年最後一届数位艺术节，生态是直接断裂的，官僚体制思考文化延续性问题的方法才是让人在意的地方，如此就可避免房东赶房客的状况发生。数位艺术的发展明明是存在的且进行中的活动或者运动，但是最後却遭受抹除。当今看似文化知识进步的时期，反而进入了洪荒时期，如何自给自足是经营数位艺术中心时一直思考的问题。然而科技艺术的自给自足在此变得非常吊诡，因为不同背景、身分与角色对于数位艺术的想像都不一样，如营运数位艺术中心的八年期间，一开始是先服务文化局的想像，再来是艺术圈的想像，最後才是自己的想像。如果数位艺术需要走向下一步，就必须先宣称自己是艺术，如果科技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为什么当代艺术要抗拒科技？多数人对于数位艺术仍抱有成见的时候，1990年代对于数位艺术仍旧是在摸索中前进，然而这个摸索却正是数位艺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探作品与空间

回到作品本身，王柏伟问道，数位艺术在制作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被称作一件‘作品’？如何才是‘共同制作一件作品’？有没有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对此，郑文琦与黄文浩都认为，数位艺术与表演艺术的合作，相较起来是密切许多的，黄文浩认为不同的主体对于科技的看法往往有所不同，而表演艺术者对于数位与科技的看法，往往是工具论的居多，较少探讨技术背後代表的时代意涵为何。郑文琦则以收受端的角度，提及台湾数位艺术有几项特徵，包含在地实验在地实验、宏基art future等等，都是由民间单位来推动，而民间单位往往与产业有所关联，所以反过来说，按照生产条件、产业环境来说，数位艺术或是科技艺术其实不是从当代艺术的范畴中被划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