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1976) 

试想，如果《文物》杂志上的文章是“违心”之作，对“脂砚”的鉴定意见也是“被迫”的，那么，周汝昌先生在新书《红楼梦新证》中则完全可以不收入这些内容。

据笔者了解，周汝昌先生对“脂砚”的态度不但不是《收藏》杂志所说：“周汝昌当时的态度是，“闻后甚诧异，又不宜峻拒，‘正相机应对’”。相反，周先生自始至终对这方砚台均未产生过任何怀疑，甚直到汝昌先生仙逝的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中华书局再版先生的《献芹集》一书，时年已93岁高龄的周汝昌先生，还在书中对有人怀疑“脂砚”的真伪提出严词批驳，周先生说：听说又有人“鉴定”此砚也是“假”的——幸好，倒没说砚是凭“空白”假造的，而是“已非原件”，是照原物仿制的。假使如此，那么这块已遭迷失的“假”物，仍然具有“乱真”的形态、铭刻，也就是足够代替原件供人研索的珍品了。[⑩]

（周汝昌著《献芹集》中华书局，2011）

至于周女士文中所提到的另外几位学者启功、何其芳、李希凡诸先生，没有发现他们否定“脂砚”的文字行世。

在有关“脂砚”的鉴定中，当代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也曾偶然参与其中。那还是1963年，经张伯驹先生斡旋，王世襄先生答应将家中所藏宋代古琴“松风清节”让与吉林省博物馆，3月22日，王世襄先生去信伯驹先生，询问自己旧藏“松风清节”古琴入藏吉林省博物馆的情况，信中还替好友黄苗子先生询问将借展文物“脂砚”和“楝亭图咏”参展“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事宜。

3月22日，伯驹先生复函王世襄：
世襄兄：
来函拜悉！琴事已经评委会决定，今日又特提出增为一千元正数，然兄仍不免吃亏。只有代馆感谢而已！脂砚已交吉林省博物馆（属馆有），展览时由馆中派人与《楝亭夜话图》一并送去。纪念会在何时开？上品何时送去为宜？祈一问，苗子兄示知为荷！即颂
春安！ 弟张伯驹顿首

三、二十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