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瓦乔《施洗约翰》

2、被冠之以“名画”的画作

如何植入观者的记忆

名画多数藏匿在博物馆、美术馆里，也有一部分在私人藏家手中。若想得见画作的真身，无非是等候各类巡展，或是前往“名画”的栖身之所。然而，“名画”们很忙，经常辗转于世界多个巡展。例如，2014年在国博揭幕的“罗马与巴洛克”展，卡拉瓦乔的作品《施洗约翰》由于还在其他国家展出，直至展览开幕数月后才与中国观众见面。《蒙娜·丽莎》《宫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等各地镇馆之宝，馆藏机构则纷纷表示不再外借，意味着只有前往藏地才能一睹风采。

实际上，大众认识名画大多是借助影像的方式。这些被复制的艺术作品，尽管已经失去原作的“此时此地”与灵光，却令那些千里之外的历史名画，变得触手可及。然而，对于这些未曾亲睹的画作，观者却在无声无息之中认同了“名画”的称谓，而且带着被植入的记忆继续传递“名画”的信息。

“人的灵魂的历史现实是，生于被束缚与被监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无情揭露人被规训的现实本质。此外他也承认，社会进程中的权力缔造知识。正是在权力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社会秩序的参与者渐渐产生共同的记忆。换言之，观者对于“名画”的记忆与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权力对文化知识的监控，源于社会对人的规训。

社会威权对于“名画”知识的建构，主要通过政府权贵、艺术史家、博物馆美术馆三种渠道。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政府权贵往往是“名画”最有力的推动者。在建构“名画”知识表象的掩盖下，政府权贵渐渐把控住社会参与者对于“名画”的记忆。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指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因此，政府权贵狂热地建构和输出“名画”知识，试图以控制“名画”记忆的方式，进阶文化权力。

20世纪的美国是极为成功的一例。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在“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战略的护航下，逐步在全球树立起政治、经济权威。为了抢占文化艺术领域的头把交椅，美国政府疯狂推动凝聚着本国价值观的艺术形式。1961年，上百位艺术家、学者、诗人被邀请坐上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席，成为国家布局艺术策略的一个信号。继任者约翰逊上台后，首先把文化艺术写入执政方针，而后设立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艺术委员会，这被视为美国开启艺术赞助道路的重要举措。

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艺术教育、艺术调研、艺术资助等项目风起云涌，美国逐渐成为新世纪的艺术标地。美国凭借掌握的文化艺术威权，不断建构和输出标榜美国梦的“名画”知识。当杰克逊·波洛克、安迪·沃霍尔等人相继成为殿堂级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仅成为引领艺术潮流的“名画”，亦成为公众“名画”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