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草书唐人诗九首》卷（首都博物馆藏）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即他一生中以杜甫的诗为内容，并且以草书手卷的形式来书写的书法作品许多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还有，这时他每每书写杜诗便会得意，一得意便下笔无滞，仿佛神灵给力，纸上墨迹灵动极了。于是他要抒怀，当然不是抒发政治怀抱，而是抒发他的艺术情怀———非常有趣，每作这样的抒怀———即在卷末作题识的时候，他总是拿怀素来开涮，并且行文语气都带着一种情绪，所开涮的是关于书法所谓正脉和野道的问题。大家知道，王铎书法宗二王，一辈子崇拜羲献父子，至晚年依旧按日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其临帖，主要就是临《淳化阁帖》中羲献父子的法帖，这是正宗，被王铎视为必尊之古，否则就是野道。而其对待“野道”的态度，即使像怀素这样的大书法家，也照样排斥。比如中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在当时的明代书坛名气很大，欣赏他的人很多，有人评其书法出自怀素一脉，这当然是褒其书法，绝无贬义，不料王铎十分反感，引发了情绪。他甚至不止一次将这种反感和情绪发泄到了他的草书杜甫诗卷上：

其一，上海博物馆收藏，王铎草书唐人诗卷。诗卷作于顺治三年，纸本，纵30.2cm，横698.5cm，书唐诗十首，书法恣意汪洋，写得极为痛快，规模之大，在王铎传世书法手卷中也属少见。卷末有题识：“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这是他拿怀素等宣泄自己书法情绪最著名的一则题识。

其二，王铎草书杜甫诗卷，现不知藏于何处，收录在《王铎书法全集》中。也是纸本，作于顺治丙戌年，规模虽不如上博本，但是这卷作于“北畿”琅华馆中并且是在“带酒微醺”状态下写成的草书诗卷，也是气势张扬。卷末题识中王铎是这样写的：此卷乃“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公权）、虞（世南）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勿忽”。“谛辩”、“勿忽”就是仔细看、仔细辩，不要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