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再拉回一百多年前。

1872年，著名鉴定家王懿荣还在北京做小官，工作不忙，加上眼力不错，他有空就跑到琉璃厂打听消息，给老师潘祖荫掌眼。在一家古董店，他打算入手几件青铜器，于是晚上请店里的人喝酒，顺便讨价还价。没想到第二天收到消息，店里的青铜器，无论有款还是没款，都以高价卖给了一个洋人，青铜器的价格更是一夜之间暴涨。事觉蹊跷的王懿荣立刻四处打探，原来是当时英国驻华使馆医生Bushell的大肆购买，这一举动给当时北京收藏界带来很大震动。

王懿荣将此事汇报给了潘祖荫，感叹到：现在情况非常不妙，如果要得急，文物商就会抬价；如果稍涉观望，就可能流出国，以后可能连拓片都见不着了。当时，潘祖荫的官职是户部左侍郎，身居要职却依然对价格暴涨一筹莫展，只能向学生辈的吴大澂吐槽：“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尽已挥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

看样子，在北京买不起了，怎么办？潘祖荫便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苏州和上海等地，希望通过地方差价来淘货。

当时，潘祖荫想买的是虢叔钟。这个虢叔钟可不一般，它属于西周晚期厉王前后器，传清末陕西长安出土。见于著录8件，现存5件。陕西是文物出土之地，吴大澂曾出任陕甘学政，和陕西的朋友及文物商联系密切。如1876年，吴大瀓曾在陕西仅用100两银子买下了吴家青铜器镇宅之宝西周愙鼎，这是一个在北京绝对无法想象的低价。

于是，潘祖荫把打探消息的任务交给了吴大澂。

这件虢叔钟早已有价。1821年，价为1200两，1831年，张廷济花了284银饼（约200两）买下，十年间价格下降了6倍，原因不详。1848年张廷济去世后，虢叔钟归了海宁蒋家。吴大澂当时打听的叫价是3400元（约2500两），潘祖荫觉得太高，但依然念念不忘且耿耿于怀。某天晚上喝酒，想起此事，他忍不住把阮元等人收藏过的三份虢叔钟拓片拿来仔细校对，并得出结论：全是假的，声称从此不再想它了。

但1872年腊月，王懿荣给潘祖荫写信，再次提起了虢叔钟的真伪问题，认为“尚不敢定”。为什么？因为他听说李山农要出一万两白银买这件东西。李山农是晚清金石界重量级人物之一，而一万两银子在当时能买下苏州的留园，是笔不折不扣的巨款。

即便如此，潘祖荫依然没有下定决心买。但没想到，南方的藏家快速下手了。谁？沈秉成，上海道台，当时南方最有钱的官员之一。至此，这场虢叔钟争夺战以沈秉成大胜收尾，据悉花了5000两，这在当时绝对是天价。

从1821年的1200两到1872年的5000两，虢叔钟在50年内价格上涨了4倍，浙江大学教授白谦慎认为，其中有一个原因需要考虑到，那就是作为当时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沈秉成很有可能是在上海买到的虢叔钟，因为蒋生沐的后人就住在上海，那里正是文物价格最高的地方。当然，当时青铜器的价格能涨得这么快，是基于多方面原因：太平天国被剿灭，文物市场处于快速恢复期；战乱之后经济恢复，国际银价跌落；上海藏家崛起；地方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