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构想中，“超当代”将是对当代艺术既有概念、秩序、价值观乃至形态的全面超越、更化与重塑。

“中国当代艺术”概念的改造与重建将从三个方面入手：以确立“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立身份和价值为前提，探索并建构其历史文脉、文化属性、资源、方位与功能，描述与确立其特有的形态与类型。

一切具有“当代性”的艺术类型，皆可被指称为“中国当代艺术”。

既然旧秩序、旧格局已难以满足全球地域主义文化普遍崛起的现实需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族群艺术互融共生，并以对话为存在方式的新秩序、新格局呢？

以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换为依托，努力建构“中国性”，实现价值体系与审美观的“再中国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在重获历史功能与政治隐喻中复活，就是在自恋主义的沉沦中自娱而死。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捍卫“艺术即政治”这一命题，捍卫当代艺术的反思性批判能力，就是捍卫当代艺术自己。

借助市场力量而不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才是当代艺术的谋生之道。

从本土经验而不是从西方文本出发，将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完成自我超越的必由之路。

“超当代”旨在建构与西方当代艺术和而不同的艺术标准和价值体系，担负起探索全新艺术方位与路径的重任，在超越当下乱象与困厄的过程中，塑造出面对未来的新思维、新方案。

在古老的边城小镇凤凰创办国际性的当代艺术年展，无论对策划者，还是对艺术家，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古镇的历史文脉借当代艺术魂兮归来，还是当代艺术借古镇文脉而获重塑的权利？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唤起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展览的某种期待，或还将激发出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经历的无限想象。稍具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凤凰”一词所固有的“涅槃”之意涵。借用、重释这个意涵，让“凤凰艺术年展”无意中生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讲，“凤凰艺术年展”与其说源于智慧的策划与谋定，不如说源于“凤凰”这一意象所拥有的伟大宿命。

对于全球当代艺术而言，2017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一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威尼斯双年展（每两年一届）、卡塞尔文献展（每五年一届）、明斯特雕塑展（每十年一届）先后登场，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在欧洲衰退的浪潮中，似乎只有艺术呈现出海市蜃楼般的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这些展览所暴露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广泛的非议和批评，似乎暗示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岌岌可危。比如，从“反博物馆白人至上主义、z民主义”到“向雅典致敬”的主题转换，清晰地表明卡塞尔文献展在政治议题超重之下的摇摆不定，气喘吁吁。而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漫不经心，随遇而安，更让人意识到策展人的无计可施，以及策展思想的空洞。如果这些迹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还可以再添加几条政治性的注脚：恐袭、难民潮、经济衰退、族群分裂、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对抗的加剧。

上述现象如果反过来观察可能会更合理一些。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理应作为全球格局变化的注脚而不是相反。无论政治家、战略家以及学者们如何为人类处在一个什么时代而争论不休，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全球正在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化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在全球力量平衡的重塑中，一个可被称之为“再全球化”的时代日益成为现实。数据是硬道理，从1990年到2022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的全球比重将上升至39%，这其中中国将占到全球GDP的21%。与此相适应，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人们都普遍渴求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范式以及新意识形态理论的出现。这意味着，全球新经济秩序、新政治秩序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在此情形下，中国成为全球的焦点已在情理之中。大胆推测一下，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所谓的“再全球化”，将是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