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玉《蔷薇花束》1929年 保利香港供图

文化壁垒——难以融入西方艺术界

常玉的作品色彩浓郁且对比强烈、形态简洁而不失灵动，让人感觉极其华丽又异常孤独。他善于将东方的笔墨意蕴与西方的图式语汇相融合，一笔一画、一停一顿中无不彰显出一种对纯粹灵魂和绝对自由的向往，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风格在现代主义盛行的西方艺术界受到了一定的欢迎，常玉的艺术实践也因此在西方产生过一定影响。

然而，对西方而言，常玉毕竟是一个外国人，文化的隔膜和壁垒决定了他始终无法进入西方艺术界的核心。正如吴冠中所说：“巴黎这个艺术家的麦加，永远吸引着全世界的善男信女，画家们都想来飞黄腾达。到了花都便沉湎于纸醉金迷的浪漫生活中，‘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倒写出了20世纪巴黎艺术家的生涯与心态。在巴黎成名的画家大都是法国人或欧洲人，都是从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的革新猛士。西班牙的毕加索、米罗，意大利的莫迪利阿尼，俄罗斯的夏加尔等等，他们的血液与法兰西民族的交融很自然，甚至几乎觉察不出差异来。东方人到巴黎，情况完全不一样，投其怀抱，但非亲生，貌合神离。而自己东方文化的底蕴却不那么轻易就肯向巴黎投降、臣服，一个有素养的东方艺术家想在巴黎争一席位，将经历着怎样的内心冲突呵，其间当触及灵魂深处。”与母国的长期疏离使常玉难以受到国人的关注，中西文化的固有隔膜令其难以融入西方艺术的核心，再加之其孤傲偏执、不媚世俗、我行我素的个性特征，以至于常玉晚年的生活依旧十分拮据。他的生命悄然终止于1966年，被发现时，其遗容静谧祥和，仿佛已然了却了尘缘的一切牵挂。

常玉的生活、他的艺术都是如此的单纯，正契合了其好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