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 VanDerBeek的作品《Poemfield No. 1》，1967年，16毫米电影（彩色，默片，4分45秒

查尔斯·苏黎（Charles Csuri）认为，数据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通过“可视”的方式变现出。传统意义上，我们用画笔、颜料，通过大脑、眼睛和手来整编信息，在画纸或画布上呈现视觉图像世界，衍生出艺术品；机械时代，我们可以用机器设备，用胶片和其他媒介体摄入信息，输出更具真实感的图像世界，衍生出新的艺术品；计算机数字时代，我们开始用新的设备——计算机，用数学语言进入计算系统，通过屏幕输出一个崭新的图像世界，衍生出计算机时代的艺术品。一直以来，我们忽视了“思考”的主体究竟是怎样的运行系统。从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开始，艺术的世界不是说出现了哪些形式或风格，那些先锋的艺术家是告诉我们，人的创作位置被重新认知了，艺术家与观者、艺术家与创作对象、观者与创作对象，他们是一个交流的共同体，就像约翰·凯奇的《4’33”》所隐喻的，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不必等到全息时代到来的时候，才重新思考我们与它们的关系。

从控制论重思媒介

早期的计算机艺术实践——将编码信息通过计算机预算在屏幕界质上显示图像（将计算机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这种创作通常被认为是媒介的变革，在历史书写中通常被我们以媒介作为门类来书写，而不是以思想流派来书写。以至于当我们今天提及计算机艺术时，早期先驱们的探索和动机被我们所遮蔽。

媒介，通常意味着一种简单的物质性客体，而在早期计算机艺术中，信息传递的本意是去物质性实现机器的创造性。通常我们所忽视的是，最早的计算机艺术作品诞生于工程师对计算机语言的探索和实践，而控制论（Cybernetic）为计算机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维纳眼里，控制论应该作为扩展自由人本主义的手段，而不是颠覆人本主义；控制论的价值不在于证明人是一种机器，而是证明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工作。把信息视为无形的实体——信息脱离自己的形式（载体），暗示了具体形象（身体）对于人不再重要，或者反过来说，此刻的信息已经“具身化”。

彼得·韦伯（Peter Weibel）谈到：“视觉媒介曾经是艺术之古典功能的媒介，这个古典的功能就是再现。当下的人们也不再提及视觉媒介，而是谈论社交性媒介。社交性媒介取代了视觉媒介这件事情，意味着行动取代了再现、分享及参与取代了接受、使用取代了观察。不管是谁，只要他在网络中沟通、传送影像与文本，那他就是在行动。他就是社会性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这种互动源于机械时代，在杜尚的机动装置和包豪斯的综合体艺术实践中都可以找到踪迹，又和六十年代的先锋派运动以及现代艺术之后的艺术史书写中所涉及的行动艺术、偶发艺术、观念艺术等当代艺术实践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