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 Friedlander的《波士顿，马萨诸塞州》，1985

在查尔斯·苏黎和列哈伦·希勒（Lejaren Hiller）那里，他们对于计算机和人类的关系思考上可以给出如上这种转变。我们今天看到的电脑图像、电脑动画和电子音乐这些表象化的计算机艺术，背后的技术支持是六十年代的苏黎与希勒创造的。按照MOMA这次的计划，早期工程师的作品并不在这个展览之列，而查尔斯·苏黎是那个时代第一位用计算机技术去思考和创作的艺术家，他本身的工程与艺术双背景使他比其他艺术家更容易去触及这个领域。五十年代还是一个对动态平衡雕塑痴迷的时代，查尔斯从这个沃土吸取养分，在六十年伊始的时候，他用运算语言使计算机实现了“动画”。而列哈伦·希勒则是第一位用算法语言使计算机创作谱曲的作曲家，以《伊利阿克组曲》（Illiac Suite）向Illiac计算机致敬。计算机在他们那里，不单是一个媒介，而是一个参与者，放下人类中心主义的规训，人、机器都是思考者。

身体的在场与艺术的生产

控制论（Cybernetic）的关心的是“如何运行”，即身处这个位置，整个系统如何运转。彼得·莱曼(Peter Lyman)在《阅读、书写与言语：走向电脑时代的现象学》（Reading, writing and word: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the computer age,1984）中，探讨了控制学与电脑程序以及技术控制论之间的关系，他谈到，电脑即是机器物件，也是一连串已经嵌入物件内“凝结的”社会关系，一种既能提高书写工作效率的工具。电脑软件包含着一种知识的自动控制模式，源于毫不顾忌道德与社会议题的科技文化，而这些议题都是社会定性研究的一部分。这次展览跨越60、70、80年代，涉及的艺术家除了约翰·凯奇、查尔斯·苏黎、列哈伦·希勒以外，艺术家沃尔德·科代罗（Waldemar Cordeiro）、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新媒体”领域所熟悉的艾莉森·诺尔斯（Alison Knowles）、斯坦·范·德·比克（Stan Van Der Beek）、Vera Molnár、Beryl Korot、Tamiko Thiel，以及建筑领域的塞德里克·普赖斯（Cedric Price）。他们的很多作品在当代的很多艺术史书写中被分类到不同的媒介艺术门类里，MOMA将他们放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去反思，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创作关心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身体的在场”。

约翰·凯奇和斯坦·范·德·比克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黑山学院”。六十年代的先锋派都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身体”与“表演”观念是当时重要的哲学转向，更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包豪斯对光影和剧场的实践探索。身体的在场——暗合了机械时代向电子时代跨跃时，人类对于“人”的反思。身体与环境的联动，人们与世界的关联，自控制论出发衍生出的一系列思考也反映在后现代的建筑实践中。塞德里克·普赖斯是一个在建筑史里不太提及的人物，他的作品大都没有“成品”，但那些构想因为对传统建筑理念的颠覆——建筑不再是独立固定而是和人充满联动，影响了之后很多建筑师。他的《娱乐宫》（Fun Palace）所构想的“流动”的空间理念，在当下看来也极具先锋性，虽然未能实施建设，但是之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

当下的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让人们“沉浸”其中，在“Thinking Machines”中涉及的艺术家Tamiko Thiel，至今仍活跃在增强现实技术的艺术创作中。艺术创作仍然在“Cybernetic”与“身体在场”的给养下生产。未来如何，我们必须知道当下如何而来，这也许正是MOMA对计算机时代先驱者进行回望的原因所在。不思考来路，何以会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