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上的柱坑遗迹。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西湖博物馆当时对此非常重视。馆方依照当时颁布的《文物保存法》第八条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1936年末、1937年3月，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古京坟、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试掘。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黑陶和石器，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此后，施昕更据本次发掘完成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报告记录了遗址发现经过、各遗址底层堆积情况、出土遗物、年代与文化性质分析以及编写报告过程。同时，该报告对以“良渚”作为遗址的定名也做了说明。报告这样写道：“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

不过由于日寇入侵，该报告的印刷、出版“经历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良渚文化》记载，“杭州失守后，《良渚》报告在杭印刷的字版及锌制图版，在形势危急中均无法携出，在随同西湖博物馆迁徙流亡途中，施昕更以满腔的热情和惊人的意志，重新整理旧稿，经馆长董聿茂先生奔走，得到浙江省教育厅经费支助，至1938年终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