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 临晚唐劳度叉斗圣变 345cm×925cm 1941—1943年 四川博物院藏

1943年10月，张大千用20余头骆驼载着临摹的276幅壁画离开敦煌，这些作品涉及佛像、菩萨像、佛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图、供养人像、藻井装饰图案等多种题材。回到四川，张大千完成了20万字的学术著作《敦煌石室记》。在敦煌期间，张大千为敦煌石窟编号，共编309窟，是第一位完成这一工作的中国人。

回到重庆后，张大千便开始展出自己的敦煌临摹作品，陈寅恪评价他“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在张大千的呼吁和于右任倡议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3年成立。

临摹敦煌的经历，使得张大千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线条流畅而富于变化，赋色浓艳又不失端庄。作品带有了更多职业画家工细、富丽的风貌，与单纯的文人画风拉开了距离。这些作品分别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展出于兰州、成都、重庆、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为世人了解敦煌艺术的伟大成就提供了契机。

后面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1949年后，张大千周游欧洲列国，大批敦煌临摹古画，是其在海外一炮打响的最重要武器。而他半生漂泊海外，却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再未归家。

中国传统的文人绘画、青绿山水、云山画派，敦煌佛教艺术色彩的影响，再加上师法自然的心得，最终使张大千创作出晚年的泼墨、泼彩的青绿山水风格，开拓了中国水墨画的新纪元。经过几年的潜心探索，张大千的画作实现了具象与抽象之间的融合，把古老的中国传统绘画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代境界。他从先人绘画中找到内变的动力，在求索之路中找到属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