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从加拿大华裔袁女士处发现的《永乐大典》

副本已知存世仅400余册，谁“拿”走了《永乐大典》

谁“拿”走了《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副本最初藏于皇史宬，清雍正年间放置于翰林院。

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编纂完《四库全书》，曾对《永乐大典》副本做过清查统计，还剩9881册，已经有千余册不知所终。当时的官员认为，康熙时期的3位大臣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在书局最久，嫌疑最大。但搜寻后也没有发现什么，只能不了了之。

副本最大规模的遗失是在咸丰十年（1860）以后，英法联军入侵，清廷议和，自此北京外国使馆林立，“洋人好奇货，国人善卖之”，有的翰林院官员尤其“擅长此道”。时人记载，“早间入院，带一包袱，包一棉马褂，约如《大典》二本大小，晚间出院，将马褂加穿于身，偷《永乐大典》二本”。在当时，洋人花10两银子就可以买到一册《永乐大典》，堪称价廉物美。

光绪元年（1875）重修翰林院，《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朝廷很生气，严肃追究监守自盗的官员，“交刑部毙于狱”。然而后浪推前浪，严刑并不能阻止贪婪的人，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存900余册，说明11年间，以平均一天一册的速度，又有4000余册不知去向。

《永乐大典》的另一大劫难就是1900年的庚子国变。1900年6月23日，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把位于使馆北面的翰林院也烧了，《永乐大典》落入英人手中。后来，英国使馆交回了330册，但已经有很多被焚毁或窃取。

据记载，当时日本东洋文库听说翰林院被烧，立刻带着几个人赶到翰林院，每人带走了几本。后来，英国人翟理斯（Lancelot Giles，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托马斯·比格（Thomas Biggin）也盗走了一些。

英国使馆交还的330册《永乐大典》被重新放回翰林院，但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经无力或也无心保护这部书，书放回之后又遭盗窃。在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书肆，用心找找就能有《永乐大典》的踪迹。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将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残本交由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保管，仅存64册。

从成书11095册到仅存64册，《永乐大典》历经500年沧桑，等待重生。

归集国家图书馆，山东老太太也送来了一册

1949年之后，《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进入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7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由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同月，商务印书馆捐献21册。

北京图书馆在1951年8月特地举办了《永乐大典》的展览，表彰捐赠者的无私奉献，这更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热情。天津著名收藏家周叔弢将家藏的1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金梁、徐伯郊、赵元方、张季芗等先生也纷纷捐赠。

《永乐大典》之珍贵稀有，发现一册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近期发现的两册，堪称传奇。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然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陈红彦回忆，据说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洪林家中，一看，居然是真的！

这一册是《永乐大典》（卷3618、3519“门”字韵），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书用来夹鞋样。幸运的是，农家妇女因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使这册《永乐大典》的内容得以完整保存。后来，孙家将此书通过掖县文化馆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如今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大门，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根据这册《永乐大典》中的“凌花双龟背”图设计的。

而《永乐大典》的最近一次出现，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故事。至此，经过几代人的多方搜求，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永乐大典》224册，另有200余册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爱尔兰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