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奔》 1942年 水墨设色纸本横幅

强调“素描”是不是断章取义？

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一文中的一段话，常常被人截取：“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

这句话并非徐氏独创，考察源流，西欧美术史上“素描作为基础”这样的观点是世代相传的。《新国画建立之步骤》这篇文章本是回应他人误解，当时有人对他的主张非常不满，在学校附近发传单攻击他，所以徐悲鸿认为“惟其所举（北平）艺专实施全属不确，淆惑社会听闻，不能不辩”，遂撰文回应。

文中，他恭维从王维到任伯年等大师，批评董其昌“乡愿八股式滥调子”。又回应学院之国画系学习素描以求学生“观察、描写、捕捉”，新中国画“人物必具神情，山水须辨地域”之目的，且提到宗派门户是次要问题。然后引出美术界尽人皆知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但还有下文——“但草草了事，仍无功效，必须有十分严格之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在二十年前，中国罕能有象物极精之素描家，中国绘画之进步，乃二十年以来之事。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在肯定了素描带来的进步后，他又进一步说，“但所谓造化为师者，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而诬注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乃是一套模仿古人之成见。试看新兴作家如不佞及叶浅予、宗其香、蒋兆和等诸人之作，便可征此中成见之谬误，并感觉到中国画可开展之途径甚多，有待于豪杰之士发扬光大，中国之艺术应是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为一艺术家之需要。尊重先民之精神固善，但不需要乞灵于先民之骸骨也。”由此可见，徐悲鸿对新国画的建立不仅寄予了厚望，更给出了经过理智推敲而中肯确定的步骤。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他要用西方办法来改造东方艺术，而惹动纷纷的民族情绪。

“素描”这个舶来词汇，缺陷在于中文语境并没有赋予它明确的内涵或外延，“素描”不仅可以描述无形的绘画“能力”，还可以描述有形的自带材质感的“品种”。因此，与其说“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这样在水墨画系统中难以转译的口号，不如用“直接师法造化”这个说法更近于本质，消除不必要的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