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下人物画受众层面的变化与创作观念之调整

而话题着落于当代，时下之人物画发展的前景也确实堪忧。曾有学者论说“我们的早餐可以进食牛奶与面包，我们的住所可以是奇形怪状的现代建筑，我们的代步工具可以是日行万里的飞机，但我们有许多画家在画中国画时却不能忘怀一千五百年前谢赫制定的‘六法’，及唐、宋、元、明、清历代大师的笔墨。理应站在时代前列的艺术家严重地滞后于现实了……。”[5]这种说法就足以表露整个中国画发展前景的困境和人们的忧虑，其实这种境况也并非时下才有，如明代王履“庶免马首之络”、清代石涛“笔墨当随时代”、陈独秀的“革王画的命”、傅抱石的“时代（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等等，无不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专家学者们对因袭守旧、摹古、复古而千人一面的创作方式的批判，且也提出了“与时俱进”之价值判断标准。但就受众之角度，单以人物画为例，却也有些具体情况有细述之必要。

诚然，现代社会确实大异于以往，而农耕文明传承下来的文化（包括绘画），其中某些方面也必然要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被消解的。虽然如此，但对传统绘画的继承是必要的，而发展却更应是必然的，中国画要发展，除了考虑其绘画本体和创作者主体诸因素外，研究受众之审美心理和接受度也是不能有所疏漏的。而时下中国画之受众，其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心理等都极具现代之特点。具体于人物画而言，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尚有所谓中心话语空间，人物画服务于政治宣教为绝对主要功能而与古时有几分相像的话，而在社会转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国家开放，文化也就有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而先进的技术条件如互联网等也使人们前所未有地广闻博见，大众媒体可以一夜间造就“新星”，文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更成一个世界性的景观。而文艺批评的导向也因中心话语权的丧失，加诸东西方多种文化思潮的介入和碰撞而呈现多元化之态势。因此在此情形下中国人物画的受众（或潜在的受众）也有了前所未有之变化特征。具体而言，他们在身份上已无法定位在是所谓的精英，抑或是大众，因为社会人群之“精英”与“大众”的角色始终处于动态变换中，而且他们的物质生活无论在空间和质量方面的变动也前所未有的快速，反映在他们的精神和审美层面，他们大多数不能或不愿去花费太多的精力去欣赏、理解几百几千年前的经典，去“仰观宇宙之大，附察品类之盛”而对宇宙、历史和社会作一些沉重的反思，而是更多地追求随意、自适的审美愉悦和精神慰藉，或是去寻找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而这种受众层面的变化反映在绘画上，可能且也必然导致了一种通俗的、商业的绘画类型的出现，这类绘画特点是公式化、缺乏独创，虽形同“废纸”但又能非常容易被欣赏和消费，因而画家及相关人士等便能谋得相当大的经济利益（这几年艺术市场的畸形火爆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就根本而言，对中国画的发展实在并无太大益处。

那么，时下之人物画如何发展呢？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各有高见的。但具体着眼于其基本的环节，在画什么（内容）、怎么画（形式）等问题之外，恐怕还得考虑画给什么人（受众）看的问题。如，在创作观念中，古人即有“众人随我”与“我随众人”之语，而现代商业文化中也有“创造市场”和“适应市场”的说法，在评价体系中又有“雅”、“俗”之分……。这些问题一时也颇让人无措，但联系到时下国画人物创作之状况，笔者以为必须从绘画创作的最终指向——受众的角度来调整我们的创作观念。这里就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其一，现代社会中虽然有更多的其它传播类型分担（或替代）了人物画以往所肩负之政治宣教功能，这种情况是客观事实。但并不等同于现代人物画可以大行“愉悦情性”之道（主要是自娱，兼或娱他），而在形式上可以渐行渐远，显得很“前卫”；或在内容上完全脱离自身所处之现实环境和现代文明而与时代精神完全背离。殊不知任何一种文艺类型都有其社会性，个人创造最终离不开社会承认，而艺术本身是无法摆脱其社会功能的，所以完全的“自娱”是不可能的。而忽视受众感受或有意排斥受众，过分地去走所谓的“精英”路线，自以为“雅”，到头来只能是孤芳自赏。

其二，也有一种自以为“雅”，而骨子里去很“俗”的创作，其外在表现可能跟前者并无不同，但其真实目的不外是旨在创造一种“视觉快餐”而让人们消费，自己便从中得益。这类创作的形式可能在具体表现上或以“极正宗”、“极传统”，或以“最先进”、“最现代”等面目出现，差距极大而不为人所察觉。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内容既脱离时代，形式又大多千篇一律并无创见，只是依托固定程式批量生产而缺乏思想深度，迎合或有意引导部分受众之“好古”或“媚洋”心态。

以此，时下人物画创作之诸多类型，如“古装”、“戏曲”、“民族（异国）”、“人体”、“仕女”、“实验水墨”等等，当何以看待，究竟孰好孰劣？孰是孰非？其实也不容笔者细述，相信大家自有主张。毕竟，创作的认同与否是来源于受众的，人民群众有最终的选择权和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