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一般认为《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风光，图中所绘可与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相关内容相对照。①开卷处画汴京近郊，疏林薄雾，农舍田畴，往来行人中夹杂着踏青扫墓归来的轿乘和长途跋涉的行旅；中段写汴河沿岸景物，河中漕船上下，其“虹桥”一段为全画高潮，车马行人，南来北往；后段写市区街道，房屋鳞次栉比，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在表现手法上，此图采用了传统的手卷形式，全图以不断移动视点的方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所绘景物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画面细节刻画真实细微，画中人物多达500余人，不唯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

这幅作品可说是巨细无遗、无所不包地完整记录了宋代都市生活的全貌。的确，在反映宋代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清明上河图》有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是了解12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形象资料。《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一幅风俗画，作者为画院画师，画法属于严谨精细一路，也就是说它是一幅题材俗、作者俗、体裁俗的“大俗”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明上河图》的确算得是大俗而成为经典的独特例子。

一、《清明上河图》的“俗”与宋朝所具有的同一特质有密切的关系。

张光直先生指出：“文明没有财富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要认识中国文明的特点，关键就是要看“它的财富是怎样积累起来，同时，又是用什么手段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那么，中国历代王朝是怎样累积并集中财富的呢？主要是“借政治的程序（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而不借技术或商业的程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造成的”。②从张光直先生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文明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侧重于政治程序的，一种是侧重于技术和商业程序的，就二者谁更具有“俗”的特点而言，无疑是后者。这是因为“俗”这个词原本就意味着贴近现实，民众的、习尚的、非规范的、非幻想的、非宗教的。

如果把社会生活中技术和商业因素的增强，个人利益和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和保护，强制性的人身胁迫因素和礼教或宗教因素相对淡化等视为一种“世俗化”趋向的话，这种世俗化趋向说起来在唐代就已相当明显，尤其是在其中后期，它不仅体现在绘画和雕塑的审美趣味上，更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甚至于也体现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宋朝不仅延续了这一趋向，并逐渐把它推向高峰。宋朝的开国之君赵匡胤职业军人出身，他当皇帝的特殊之处亦可归之于一个“俗”字，具体而言就是务实不务虚。宋朝的臣民们在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上迸发出了巨大的热情，北宋的人口即使极粗率的估计也应当在一亿以上。也正是由于对技术和商业的重视与鼓励，宋朝的农业，手工业等各种实用技术达到了极大的发展，从而使得宋代的物质文明和都市物质文化成为了传统中国的极高峰。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相当普遍的较高的文化需求，宋代的市井文化、通俗文学以及风俗画、节令画和画市的兴起等，正是为了满足民众这方面的需要。当然最能体现宋朝繁华景象的城市还是张择端所描绘的那个东京。“东京倚汴水建城，便于漕运。汴水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场上销售。”“东京是皇室贵族官僚的住处，也是‘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处。他们以侈靡相尚，大肆挥霍。东京到处有酒楼、食店、茶坊、妓馆。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饮客常至千余人。还有瓦舍（娱乐场）勾栏（剧场），演出百戏伎艺。贵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乐”。③

不消说，这里所述的一切都被张择端一一描绘在《清明上河图》中了。

然而，宋朝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朝代，对此黄仁宇这样总结道：“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少似非而是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势。它企图注重实际，不受抽象观念所蒙蔽，而这319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生的特出人才，又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的对象，也始自宋朝”。④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也体现于宋代的绘画，我们知道，恰恰是在宋代，与《清明上河图》之类大俗之作迥异其趣的文人画续上南北朝的血脉而成了气候。与传统中国的历代王朝相比，宋朝的确出现了诸如追求经济利益、注重技术和商业等被我称之为“世俗化”的新气象，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社会生活的更深也更重要的层面上，它依然是守旧的凝固的传统的。因为有新气象，中国的传统绘画在宋朝也就产生了新的变局，绽放了《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奇葩，也因为它终究未能走出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它的气运也就难以为继，自然就更谈不上发扬光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