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的外因

我国的书法艺术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书法史就是文字的发展和使用史。从古老的甲骨文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文字演变的完成，汉字中的艺术基因不断得到发掘、阐微、创造，汉字的书写成为一门源远流长的独特的艺术。汉字在文化传承、政治统治、社会生活等方面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汉字书法则不仅是将汉字写得美妙，而且成为汉民族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因为书法与文字的这种血缘的关系，历代帝王对其喜爱有加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如果从东汉算起，到宋齐梁陈，共四十八帝，就有二十八帝可以说是书法家。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皇帝爱书、能书除了书法艺术本身的魅力之外，还与书法同时又是文字有关。周礼规定保氏教国子以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而其中的“书”即指“六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字。汉代的统治者曾对官宦子弟作出规定：

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以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在这段话中“字”和“书”并举，“字”其意偏重于文字，而“书”则已经有比较明显的“书法”意味。中国历来就有上行下效的传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皇帝们喜欢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导向，他们有的本身又是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唐代韦续在《墨薮》中说：“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魏武帝曹操的字是否真正好，不见真迹，未可妄评，但他喜欢书法，爱惜书法人才，倒是史有所载。有的皇帝不但白己酷爱书法，还采取措施推动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的繁荣。如汉灵帝在位时，因当时流行的儒学经典中文字的差异很大、很乱，为了纠正这些弊端，灵帝答应蔡邕等人的请求，让他们把校正后的经籍刻在石头上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熹平石经”。对此事《后汉书》曾有记载：

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梁武帝萧衍好文艺，尤其痴迷书法，他不但擅长书法，而且有不少书论传世，如《观锤繇书法十二意》、《评书》以及与陶隐居论书的九封信件等。另外梁武帝还让中书侍郎虞和奉命清点当时馆阁“密藏”的锺繇、张芝、王羲之等人的法书的保存情况，以及有关王羲之的一些奇文逸事等，这些具有丰富的史学意义。又命袁昂作《古今书评》，此文与其它书评不同，所评书家人数虽少，但跨度较长，对书家不作综合评述、不分等第，只在每个人名下品题三五言，他用自然事物和人物形象喻书，开创了一种新书评形式。从以上所举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那些爱好书法的君王固然对书法的爱好有其政治和社会的原因，但不得不承认由于他们的参与、支持乃至推动为书画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在总结那一时期的书画艺术之所以能走向觉醒时，这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