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曾作出过一个高调的承诺，他答应把当年法国从非洲掠夺的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非洲国家。这位长袖善舞的新生代明星级政治家显然是把这一承诺当作重建法国与昔日殖民地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他当时说，“欧洲殖民活动的罪恶是不容置疑的……（但）这段历史需要翻篇。”

如同他之前在欧洲和国际问题上的许多言论一样，马克龙的这番表态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共鸣——不用说，在非洲和广大的第三世界，他以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而在欧洲和西方精英阶层，这无疑是一种“政治正确”，主流社会很难表示反对。

当然，这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新主意，以前早就有西方政客谈及过，尽管大多语焉不详。因此，人们或许以为马克龙那些话也像以往那些政客那样，就是随口一说而已，很快就会再一次不了了之。

出人意料的是，仅仅数月后，马克龙跟进了他的诺言。他任命一位塞内加尔经济学家（费尔瓦恩·萨尔，Felwine　Sarr）和一位法国艺术史学家（本尼迪克特·萨瓦，Bénédicte　Savoy）为独立专家，让他们负责起草一份关于如何执行归还非洲文物的建议报告。

这令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和世界各大知名博物馆负责人陷入了巨大的焦虑。

当马克龙宣称非洲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欧洲博物馆的囚徒”时，他无疑站上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也给其他与此相关的人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压力——如果法国真的这样做了，其他国家或许不得不跟随其后。

但归还劫掠文物，真的像马克龙说得那么美好吗？

一

仅从道德层面来看，马克龙充满善意的承诺似乎是不容辩驳的。

没有人会认为，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从欧洲各地抢掠来的财富不应当物归原主。既然如此，100多年前欧洲大国从世界其他地区掠夺来的文物和艺术品有什么理由不归还呢？这里的逻辑不证自明。

正因为如此，要求当年的西方殖民者归还珍贵文物的呼声几十年来一直不绝于耳——希腊政府一直在争取收回帕台农神庙浮雕，埃及政府一直在争取收回娜芙蒂蒂胸像……对于这种混合着民族屈辱和义愤的呼声，中国读者大概也不会觉得陌生。

也因为如此，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乃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大量藏品，长期以来一直充满了争议。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西方在价值观和实力方面的双重衰落，从世界各地发出来的这一呼声如今越发难以抵抗了。马克龙的高调许诺可以被视作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对历史潮流的主动顺应，正如他说的，这段罪恶历史现在应该翻过去了。

然而，只要稍微深入地探究一下真实历史，我们便会立刻发现，试图站在今日的“普世价值”立场上，诉诸政治手段来翻过历史这一页，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它还非常有可能激起更多、更复杂的新问题。

首先，也是在宏观的原则层面，正确界定这些“沾满鲜血的”珍贵文物的归属国，恐怕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容易，那么一目了然。

民族国家体系如今已经被当成一种天经地义的世界秩序，但这只是当今世界的镜像。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确成形较早，一般认为源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然而推及整个世界，这种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雏形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正式确立，大量的现代主权国家实际上甚至是在二战后才形成的。这意味着，当年欧洲人在许多地方抢掠之时，当下存在于那里的“国家”还压根不存在。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非洲和中东，许多现代国家本身就是欧洲殖民者“建构”出来的。伊拉克这个国家便是英国人搞出来的，约旦差不多也是……如果没有西方殖民者，生活在巴格达和安曼的阿拉伯人大概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自己原来是伊拉克人和约旦人！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马克龙好心地想要把卢浮宫里的某件藏品物归原主，他可能会找不到真正的原主人。更有可能的是，他将不得不立刻面对三四个（甚至更多）声称对它拥有“主权”的国家的声索，而且它们的理由听起来都十分充分。

假设卢浮宫里藏有一件1850年时从圣城耶路撒冷抢掠来的艺术品，当马克龙提出“归还”以后——

以色列政府会认为，这件艺术品属于自己，因为它认为这里现在是以色列的国土。

不过，不巧的是，这是一件具有浓厚伊斯兰风格的艺术品。于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会认为，它属于自己，因为自己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比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更拥有索取它的正当权利。况且，对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它与以色列也存在争议。

不过，又一个不巧是，这件艺术品上书写着的不是阿拉伯语，而是土耳其语。于是土耳其政府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属于自己，土耳其的理由不仅是它上面刻有土耳其文字，还因为185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的神圣领土。

此外，叙利亚或约旦也可能对这件文物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它们发现这件艺术品的创作者当时生活在大马士革，而且1850年的时候，现在的巴勒斯坦一带归奥斯曼帝国派驻叙利亚的总督管辖，而当时的叙利亚与约旦连在一起，难以分割……

好了，现在马克龙究竟应当把这件宝贵的艺术品“归还”给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土耳其还是叙利亚、甚至约旦？

每一个人大概都会依据自己的价值立场和情感偏向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选择都会让其他人产生强烈不满；进一步还可以肯定的是，围绕这件文物的“归还”问题，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叙利亚、约旦这些原本就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一定会产生新的严重纷争。马克龙提出“归还”文物是为了讨好这些国家的老百姓，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想因此挨本国老百姓的骂，不管它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乎这件文物。

相对而言，在布基纳法索之类原来没有国家的原始蛮荒之地，马克龙的善意稍稍容易得到安顿一些，但大概也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意外。因为直至今日，非洲许多地方的基本认同单位依然是部落，而不是国家。这些部落当然不会是按国境线分布的，但这些非洲文物的部落文化色彩一定是鲜明的……换句话说，昔日殖民者慷慨的“归还”，也许会引发不同部落以及它们所在国家之间喋喋不休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