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原则层面的问题不好办，具体技术层面的问题就更加难办。

先看看文物“归还”的原主，即接收国的情况——

一个绕不开的沉重问题是，如何确保这些珍贵艺术品重返自己的“祖国”后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

众所周知，珍贵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妥善维护需要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光靠对外展出和社会赞助得来的经费根本不足以填补文物维护所需要的资金支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如今世界上几乎不可能有博物馆能够靠纯粹的商业化运作来正常维持的原因。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别说是非洲，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博物馆都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博物馆的维护标准。这就是说，一旦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政治正确”地回归自己的故乡之后，它们中的不少也许很快就会因保存不善而遭受损毁。

马克龙倒是想到了这一点，他说，法国将为“归还”文物设定一些“附加条件”。不幸地是，这种貌似负责任的态度被一些更加激进的左派人士抨击为“居高临下”的傲慢心态，拖着一根昔日殖民主义者的尾巴。在马克龙宣布了他的主张后，美国加州一位名叫西尔维斯特·奥库诺杜·奥贝希（Sylvester　Okwunodu　Ogbechie）的著名艺术史学家就对媒体说，“认为法国对一个地方是否达到安全地保管这些艺术品的条件拥有最终话语权，是傲慢的错误”。去年，她还对德国一家报纸表示，“我想知道每件艺术品沾了多少鲜血。”

按照这种逻辑，马克龙的政治目标便是不可能达到的。他试图左右逢源，但结果很可能左右不讨好。

这还仅仅是最正常的情况，第三世界国家与欧洲国家的差别远不只是缺钱和缺技术，还有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和政治治理的失败。

就以非洲国家为例，战乱和军人政变之类是家常便饭。就算一个国家眼下看似有能力从法国那里将过去属于自己的历史宝藏风风光光地迎接回来，也许没过几年，在一场军人发动的政权更迭中，它们就会陷入毁于一旦的危险。在争权夺利、兵荒马乱的时刻，很少人会为这些老古董去拼命。至少政客和武夫不会，而他们恰是最有力量的。

当然，还要将政治的腐败和治理的混乱考虑进去，这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现实状况。文物和艺术品都值很多钱，国际犯罪集团也时刻虎视眈眈地盯着它们。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令人担忧的法治状况和社会监督水平，它们的各级官员们监守自盗的风险是不能不防的。退一步说，即便这类贪腐犯罪行为不是常见的，那么因为官僚主义、玩忽职守而导致的人为的文物保存不善和破坏，也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在少数极端情况下，人们或许还要担心系统性的有意识破坏。中国发生过文革“破四旧”那样的惨剧，塔利班和ISIS也以宗教名义故意破坏过许多已经流传和保存了1000多年的无价的历史珍宝，它们认为那是亵神的“偶像崇拜”……

因此，总的来看，这些文物和艺术品存放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要比让它们“物归原主”令世人放心得多。更甚一步，允许我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当年要不是法国殖民者从布基纳法索“抢夺”来了这些艺术品，并把它们存放在卢浮宫里，留在布基纳法索的它们，如今很有可能早就湮灭无闻了……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我们自己的敦煌莫高窟吧，情况是不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那些知名博物馆希望保留世界各地藏品的主张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它们是超越时空、超越民族、超越政治的人类共同文明遗产，重要的不是它们“属于”谁，而是让世界各地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它们、欣赏它们……

除此之外，文物和艺术品不仅有欣赏价值，还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西方大型博物馆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物质遗产有条理地陈列在一起，对于参观者、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会产生十分有益的激发和启迪。

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一个西非文化研究者花上半年时间走遍西非各国，他所能亲眼目睹的古代西非文物，大概还不如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呆上两天的多。如果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的西非陈列室都清空了，每件藏品都“政治正确”地回到自己的西非故乡，那么我们这位可怜的西非文化研究者就不再会享有这样的便利了。

更何况，那些西非国家政府如愿从法国收回了这些文物后，并不见得会像卢浮宫那样公开对外展示。今后，没有一定的特权许可，我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三

再来看看这些文物的归还国的情况。

马克龙所说的这些从非洲“劫掠”来的文物目前绝大多数都存放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内，然而，如何判定一件来自非洲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物或艺术品究竟是不是“抢掠”来的，也不是人们以为得那么简单。

在不少情况下，目前西方博物馆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藏品可以说是正当获得的，或至少有相当大的正当性。这又包含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是西方殖民者当年从那些殖民地的当局或民间购买来的；虽说它们当初的市场价格有被“低估”的可能，但只要不是强买强卖，这显然不在“抢掠”之列。

第二种则更加复杂一些。19世纪中叶以后，甚至直到20世纪初，大批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和冒险家前往非洲和东方，从事各种发掘和发现工作，其中亦不乏比较纯粹的科学研究活动。他们与当时当地的政府签订协议，分享“发现物”，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大批出土自中东和东方的文物就是这样被带往欧洲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协议”经常含有胁迫和利诱的成分，是一种“不平等条约”。这也的确不能说不是事实，大量证据表明，许多西方殖民者打着科学研究旗号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掠夺殖民地资源——不仅仅是文化艺术品，还包括自然资源——的丑陋动机，而且背后往往有西方国家的政府背书。当年心系希腊民族解放事业的英国诗人拜伦不是义正辞严地说了吗？帕台农神庙的浮雕属于雅典，无论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原名托马斯·布鲁斯，英国外交官，曾掠走雅典帕台农神庙的精美大理石浮雕；他的儿子小额尔金，原名詹姆斯·布鲁斯，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英国对华全权专使。）与当时统治希腊的奥斯曼帝国当权者达成了什么协议。

然而，这恐怕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高度政治化的论断，现实的操作很难依它而行。不管怎么说，西方的考古学者、探险家和挖掘者是在这些文物发掘上投入了巨大的金钱和人力资源的，没有他们付出的努力，这些无价的人类文化财富没准至今还默默地躺在黄土之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断言它们应当无差别地统统“归还”给它们的祖国，既不是对待历史的客观正确态度，也是很不公平的。

最后，即便是铁证如山的“掠夺物”，如今让那些西方博物馆无偿地“归还”给它们的祖国，实际操作中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法律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