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荣宅的“罗马1950-1965”和北京掩体实验空间（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文化的负担”，虽展览场地性质不同，但两个展览都试图讲述艺术作品和建筑本身的地理或心理的关系，奈何建筑是双刃剑，在讲述自己的过去的同时，也为艺术作品的展示带来的限制。大英博物馆的“罗丹和古希腊艺术”采用对比式陈列，将古希腊雕塑原件与罗丹的致敬作品并列讲述古代文明对于当下艺术的意义。

荣宅的舞厅展厅

罗马1950-1965

地点：荣宅（上海）

时间：2018年3月23日-5月27日

点评：展览的作品丰富到驳杂，从历史创伤的表达跨越到工业材料的运用、再到色彩的实验，貌似凌乱不可捉摸，考验着观者的耐心。可惜荣宅的精美遮过了作品的风头。

如果我们可以暂将任何一个展览割裂为策展和陈设两部分来看的话，那么前者事关策展人的学术研究与内容生产，而后者关乎现场的设计与呈现，而两者相互结合便使展览成为展览。从这两个方面说，这次的“罗马1950-1965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展陈，即从策展到展示，既有内容，也有呈现，十足的精巧。从前言看来，整个策展团队巨大，可能除了一个中文翻译，便尽是意大利人，团队完成了展览策展到布展。

在制作的画册中，有策展人的展览前言，勾勒了战后意大利的社会状况与艺术生产的来由。在这一短暂的剧变时代，由外国援助（如马歇尔计划）支持的经济复苏使得意大利快速走入“经济奇迹“，伴随着的工业化、消费主义都给艺术家带来了思想上的助推；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抽象表现主义之风，又给罗马艺术家另一重形式上的冲击。因此，展览的作品丰富到驳杂，从历史创伤的表达跨越到工业材料的运用、再到色彩的实验，貌似凌乱不可捉摸，实际是考验着观者的耐心。

策展人除了选入战后罗马的作品，还安排了一些精致的展柜，配合放着一些文献，包括杂志与照片等资料，试图告诉同样精致打扮而来的观众：艺术的出现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基于特定的时期和现象。Celant作为艺术史家的策展人和意大利六、七十年代（尤其是贫穷艺术）的见证人，在主推作品的时候，将背后的研究工作也陈列出一部分，算得上为艺术观众们上课。尽管，文献方面的解说并不充分，专业人士仍然会质疑展览的形式大于内容的，但是从教育意义而言，能呈现背景性的学术资料，这样的姿态有总是好过没有的。

举行展览的荣宅装潢复古，清一色木质地板、白墙立面，所以搭建方选择用竹子做展墙，效果美好而精致。基金会在呈现作品上毫不吝啬，战后罗马绘画的领军人物Alberto Burri有多个作品呈现，从破布到塑料，都是他代表性的作品，包含历史和战争的阵痛（尽管艺术家自己执着否认）。展厅并未占据整个大宅子的全部，但是涵盖客厅到卧室等空间。最大的展厅是荣宅的舞厅，其中也做了特殊的搭建，绘画穿插其间，在彩色的现代风格镶嵌玻璃下，熠熠闪光。

整体来说，展览中的作品被荣宅的精美遮过了风头，甚至被矮化。这个经过6年时间重修的近百年建筑，在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中透出一点点中国元素（如壁炉木刻上的一个代表长寿的中国老者），整体是西式装饰，从木材到白墙，从瓷砖到玻璃，夜幕下的柔黄打光下，典雅而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