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嘉藕图》

巧合的是，这些天上海中国画院为其成立60周年而举办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上海中国画院系列文献展”，呈现的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之初的画家史料，也正呈现这样的一种视野。展览同时呈现的海派画家面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巨大社会与历史变化的遭遇与态度，无疑让人深思。由于彼时的国家文化战略向苏联式美术与宣传类美术倾斜，表面上，一方面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年画、连环画、宣传画艺术家，但同时也出现如郎绍君先生所言的“美术院校外迁，课徒受限，艺术传承出现断层。”

这里的一系列背景包括从移民变化角度考察无疑是一个关键，也是考察十多年来“新上海人”不断涌入上海的背景下重看“海派”二字的线索。

事实上，在另一种层面，尽管受到种种艰难阻碍，但无论何时，海上画家的群体中对于艺术本体的探索从未中断，海派绘画的文脉一直在地下蔓延生根，直到当下。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也可以理解何以上海一直会出现极具开放视野的艺术家，但同时不断出现重视文脉笔墨与心灵深度的艺术大家——与一些地区的艺术喧嚣与夸张不同，当下的不少上海艺术家们依然存留着属于南方或者说上海特有的内敛与矜持，或隐或显仍然尊崇南方文人一直崇尚的书卷气。

这是海派绘画经过百年流转而凝固的格调，然而其实更是有底气的——比如，也只有海派画家中的吴湖帆才会有“待五百年后论定”的闲印，也只有黄宾虹才会说出“我的画要五十年后才能为世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