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为苏轼所作的《竹石图》 中国美术馆藏

苏东坡是朝野瞩目的大名人，其手书、画迹人人宝惜，若售卖，可获善价。但苏东坡本人却不大在意，兴来即作，还会以之扶贫济困。在杭州做官时，有人因欠绫绢钱两万遭告，苏东坡断案，把那人召来，一问，原来那人是造扇子的，父亲刚死，发送花钱，又赶上入春以来，阴雨连连，天气很凉，扇子卖不出去，方负债遭告。苏东坡就让他拿二十面白团夹绢扇来，不一会儿工夫，又是行、草，又是枯木竹石，挥洒完毕。那人刚刚持扇出门，就被闻讯者以千钱一面，抢购一空。结果欠债还清，苏东坡的官声也更好了。

苏东坡作画快捷，又常在酒后。这样的画法当然是“大抵写意，不求形似”，注重的是神韵、气象，强调的是独创、抒发。

到北宋，中国绘画的题材已然齐备，画题尽管很多，但苏东坡把它们归为两类：一类如人物、禽兽、建筑、器用，这是有“常形”的；另一类如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这是无“常形”而有“常理”的。他认为：“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苏东坡是大文豪、大哲人，不是职业画师，自属“高人逸才”，他选中的题材多为山石、竹木，他要表现“常理”，令并不复杂的题材变化出新，才符合他那纵横不羁的天性。可是，这里也带些英雄欺人的意味。因为，若想曲尽“常形”，必须大费周章，这在画家绝非易事。而表现“常理”，多少可以率性挥洒，倘欣赏者体悟不出，也未必肯直言，自己是否还属“高人逸才”，先得掂量一番。若说苏东坡的消极影响，“常形”“常理”之辨应算一个，后世的文人画家多有意无意地学习苏东坡的榜样，去表现“常理”，这同易于抒发有关，更与结体较单纯，便于挥洒相联系。至于狂怪悖理、率性涂鸦，那是末流。对此，苏东坡本人也反对，称之为“欺世而取名”。

其实，苏东坡也讲形似，如他记录过黄筌画飞雀“颈足皆展”的错误，还描述了蜀地牧童对戴嵩笔下的斗牛“掉尾”的指责。他精敏绝人，洞察秋毫，李公麟的《贤己图》众人“相与叹赏，以为卓绝”，唯独苏东坡瞟了一眼，就指出那俯盆疾呼“六”的赌徒是闽人，因为仅有闽语呼“六”张口。苏东坡也有工细的作品，如画蟹可“琐屑毛介，曲畏芒缕，无不具备”。他甚至下过写实的功夫，能在路边民家的鸡舍猪圈间，见“丛竹木石”，便“图其状，作竹叶，纹缕亦细”。当然，他绝不会以形似损伤意趣，以描摹破坏“常理”。

苏东坡对绘画的贡献并不仅仅局限于创作，他还有卓越的理论建树。在古代画家中，他最推崇王维，评王维特别拈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令此后画家的创造画境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成了后世画论的重要原则。苏东坡绘画思想的核心荟萃在几句诗里—“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几句诗反复被人称引，因为以形写神，重象外之意，贵天然、反雕琢不仅是他个人的体悟，也概括了中国画的精神，还左右着中国画的发展。